天方夜谭

邮差递送邮件，剧场没有句点

0.
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当然，正如我迄今为止的一生所呈现出的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出生在北京，我便明白大院生活将成为我绝大部分的艺术生命，这倒不是说我打小儿就觉着自己该做个艺术家或者什么的，说句可笑的，我与艺术家的距离可比和知识分子远多啦。只是我自小就没什么职业理想，非要说的话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下凡的美猴王，背着定海神针在王府井大街上晃悠着和熙熙攘攘的游人合影。这显然有一种更抽象的统称可以概括，那就是无业游民，没错儿，我就是在说无业游民，很早我就明白了这一点，如果成为无业游民需要努力，或成为无业游民是一种理想的话，这就是我最初的努力和最早的理想。但很遗憾的是，今后我逐渐发现：正由于它不需要实现，故而它没有实现的途径。我感到隐秘的满足与表象上的挫败，更有种不虞的怀疑——也许我并不是渴望成为无业游民，只是尚且没有任何一种存于世间的工作能够符合我的理想罢了。

那么就去创造。有一个声音这样告诫我。是的，创造，创造从无到有的桥梁，创造创造本身，我尝试过两次：一次是消极的抵抗，那是我的学生年代，我燃烧、暴怒，然后把我的精力本能地投掷出去，我把血液煮得热腾腾的，好像心是一个锅子，我恨不得蒸发在青春里。当然，没成。不得不面对自己造就的残局时，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离家出走。一种学业上的离家出走，物理意义上的，把自己关在没有火把的洞穴里，那时我是一只失败的鼹鼠，我为自己营造的是一个封闭的洞穴，越彻底越好，而后我就可以在记忆中毫无愧悔之意地删除它。

也许我该停止详细陈述第二次抵抗的方式，以免自己说得太多。总之，我概括地说明一下吧：我成为了戏剧演员，在舞台上出演各种角色，有时是人，有时不是，他们来自古今中外，个性不同、样貌不同、心智有着夸张的差别。但我不是总能出演，出于我不是看得起所有人的缘故。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收到了那封邮件。它在我的垃圾箱里，我每隔半年会清理一次邮箱的各个角落，萧索的，垃圾箱是最热闹的部分。

在热闹的渣滓里，发件人（无疑我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写道：“诚邀您加入这份您从未体验过的职业。”

邮件页面背景漆黑，显得对方的感召像某些星象网站上模糊的判词。

“摒弃人与人之间无效却功利的交谈，将神秘学还给黑夜，萍水相逢将是人们打破心之壁的唯一方式，白洞，白色的明天等着我们，而在那时，我们将停止工作。”

对方似乎对《新世纪福音战士》和《宝可梦》都很熟悉。这博得了我的一丝好感。

“根据宇宙的随机性规则，您十分适合担任鄙人定义中的邮差一职，如果有幸您愿意受聘，请前往159中后门边围墙下花坛中大叶黄杨与金叶女贞的分界线处，挖出您的特制防潮聘书。”

这老丫的，我多久没干这种体力活。

没错，我真去了。后来我试图向人描述过，十分荒谬地，我挖出了一个红色封皮的笔记本，上书：为人民服务。没有聘书，我对那个看起来并不在乎的人解释道，没有，这个寄了一封邮件给我的人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我似乎不该相信这项虚假的任命，但谁让我真的去挖土了，翻开这个陈旧的记事本，我看到了一些陈年的字迹。1968年5月9日，学生在巴黎街头修建堡垒。一串干涸的钢笔字这样写道，春天，有22家剧院正在演出。这人的笔迹和我姥爷十分相似，我被吸引着翻阅下去，直到笔迹发生了显著改变。

新的笔迹写道：1980年2月16日，春寒料峭，我接过上一任邮差的衣钵，我们素不相识，但信件已经积累到287封。新的笔迹十分工整，如果需要猜测，我会认为这名新邮差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继续翻找，最新的记录停在一周前。我将死于政治运动和飞絮所导致的过敏。规矩的笔迹在尾声处变得龙飞凤舞，然后消失了。其后是一些空白的纸张。我把被我挖翻的灌木重新栽了回去，尽管高中时代翻墙而出的每一次，我都会把它们踩得七零八落。

这就是我成为邮差的来龙去脉。当社会上的人问起我的职业时，我还是会告诉他们：我是一名戏剧演员。人们对于这类职业总是鄙夷而宽容，认可他们时不时保持着无业状态、勉强挣扎在温饱线上下，拥有萎靡的精神状态和死硬的清高脾气，反正这是最适合被开涮的不是吗。好极了，我将持续扮演一个世俗意义上脱俗的艺术家、孤傲的知识分子，如此，我在交谈时将免于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伪装的人。而我决定在夜间成为一名邮差，照理说邮差是需要送信的，不过，没有人规定这是一份结果导向的职业，信件可以全部丢失，可以杜撰，可以变形，可以原封不动，可以改悔，可以阅后即焚，可以暂时储存于精神的防空洞，邮差职业的本质是漫游，邮差的本质则是介质。最终，我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出现在夜路上的。

1.
嗨，打起精神来，小孩儿，别那么丧。
我是说，很抱歉。
也许我至少应该写下一个称谓，但实话告诉你吧，我耻于这么做。自然我不能同我的童年割席，它必须先是崎岖的而后我才得以是畸形的，你可以说它塑造了我，更准确地说，它预言了我，它脱模了我。残缺的、小小的我在糊满了面粉，放进烤箱烤制之前就已经掉下一块，致使成品不管多膨胀都会缺斤短两。抱歉，我最近在学习烘焙，比喻得有点过于沉浸。你不至于会对我的这项技能表示奇怪吧？我不会拒绝学习任何东西，由此我才能遏制无因的恐慌。而这颗种子也在你那时就已经埋下。
当然，这么说不是为了强调你是一摊被犁过的土，在某个时刻身体里齐刷刷爆响春雷。如果你感到害怕，请一定要如实告知我，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息息相关，无法分割，另一方面是，终于在人间历练超过三十年后，我可以大言不惭地拍着胸脯对你说，夜里雷声轰鸣时，我敢于伸出手捂住你的耳朵（只要你不是六耳猕猴）。尽管，保护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曾长期摈弃这种本能。此刻我决定重新拾起它，惟愿你不要过多地责备我的拙劣。
言犹未尽，但还有太多的事等我去做，就此搁笔。

那是很好的一晚，我推着自行车，街道上空无一人。

我想也许有必要事先概述一下，没有人的时候我通常会干什么事儿。大多数时候我会戴上耳机，听随声听里的歌，这东西是我中学时代的遗产，已经磨损得十分够呛，但仍旧服役。当然也喝酒，扁酒壶便携，就是容量不够——不必担心我喝多了没法儿走直线，在喝酒一事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未尝败绩。而且足以自豪且无趣的是，我的酒品好极了。在充斥着文化名流的宴会场合，我曾经是那个唯一还坐着而不是东倒西歪躺下的人，即便他们躺倒在地后仍然没有放弃说话、争论、说服对方，用让声量压过对方的粗暴办法。我就在那里坐着，心知自己十分清醒，并且不想和在场的任何一个人说任意一个字。你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人的时候我愿意干许多事，只是不幸之处在于，同样有许多事干起来十分麻烦。

我本来以为那就是没有人的一夜，以至于我在公共站台那儿看到人影时，还以为是个鬼魂。没有什么法律规定鬼魂不能搭乘公共汽车。当我看清楚他是一个人时，我也同时读出了他的脸色，那是一种十分灰败的神情，多嘴一句，我只在人的脸上见过。哦，这句话倒也并不是我和鬼攀谈过的意思，如果您误会我接下来要讲志怪故事，那未免有点遗憾了。

然后他大叫。然后他摆出一副冲刺的架势，向前狂奔数十步，沉甸甸的双肩背包坠着他的肩膀，十分不情愿地晃动。他努力在机动车道上跑，他的目的地前方是刚刚把他放下来的，已经颤颤巍巍疾驶而过的大公共。没多久他就停下来了，气喘吁吁地撑着膝盖，看起来爆发力和心肺功能都十分一般，大约从事坐办公室的文职工作。

我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发现我在人行道上的。至少是在他叫喊和奔跑之后，因为我想他可能并不愿意在任何毫无防备的陌生人面前释放自己的天性。在他调整好自己的神色以前，我觉察到一刹那短暂的惊慌失措，相当短暂。

“您是一直在这儿吗？”他说。

我十分诚实地回答：“我路过。”

他似乎是准备说些什么的，面部表情变化十分精彩，虽然也很短暂。最后他说：“嗐！”

有一桩奇怪的事情，就是人与人但凡进行交谈动作后，就会迅速地培养起一阵轻微的依赖，具体事例可能表现为一个人在街头鼓起勇气向您搭话问路，其后那个人便会偶然地想象是否自己应当跟着您走一段。也许我只能用这种微不足道的心理来解释那个人为什么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我一样保持均匀的步速行走。他很可能并没什么想对我说的，但大概有许多不吐不快的心情。我放慢速度喝了一口酒，他也犹豫着放缓了脚步。有点糟了。

“刚才那是最后一班吧？”我问，“夜班公交？”

“最后一班，萧条，车上除了司机就我一人，还有一倒霉孩子，窝在司机后面的座儿。看着像那司机家的小孩，穿得倒还挺严实，长得挺乖，不像是离家出走那挂的。胳膊腿儿就那么叠起来，缩在座儿上打瞌睡，我觉得那孩子怪可怜的，还跑到前面跟司机说，当心孩子着凉，说了三遍不止，完了那司机宝相庄严地开了一路啊，愣是到一红灯才拨冗回我，说他那后边儿就是暖气片，冻不着。我看着前面的街景不大对劲，一打眼才发觉开过了，好说歹说司机就是不愿意在红灯前边开门把我给放下去，非得往前把这一站开完了不可，这不，我刚才下来。”

他说着说着倒舒展了不少，话多，讲得也快。

我点点头，“是够晚的。”

“今儿下班就迟了，这没办法的事，平时加班我都掐着点儿，因为我这不回去都要换乘吗，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就跟自己较着劲，我录一遍不行我再录一遍再录两遍三遍，我自己秃噜嘴我难受。完了我嗓子就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好，我还要上课呢。走的时候整座楼就剩我那一个灯，也不知道从楼下看什么感觉，挺凄惨的，我老婆估计早睡了，我还没带家门钥匙，寸不寸呀你说说。”

值得一提的是我可能笑了，尽管大概十分轻微。他似乎受到了那点笑容的鼓励，“我可不能打的，不然指定在车上和师傅唠一路嗑，家里小孩打算上哪儿的初中呀，社保交齐了没啊，听说小区楼下老干部们又闹游行啦，好玩是好玩，就是甭睡了，还花一大笔钱。我呀还是多走走吧。”

走路的人往往不会声明他们需要我的陪伴。我也不将自己的行为归类为陪伴，这只是又一次同行。信息将在同行中聚沙成塔，我了解了他的职业，教师，并不供职于公立学校，这使得传授知识本质上更近于对于自我的销售，需要一定程度上具有辨识度的真诚，他乐于谈论自己、分析自己、解剖自己，使我省去了询问的麻烦——尽管这看起来是邮差的职责，否则信件将变成哑口无言的白纸一张。我是说，我更擅长的是观察和等待，哪怕可能一无所获。他常常笑，笑声在黑夜里是响亮的，响声以后是哑然。在这一行为反复数次后他忍不住坦言：“你没有反应，这让我觉得很焦虑。”

“这是职业病吗？”我问。

他说：“这是我的病。不过可能我足够出名的时候，这种病就能以我的职业冠名了。”

为了演好一个病人家属的角色，我之前去北六连续挂过几天的号。病人不总是这样诚实这样慷慨，人也并不总是这样卖命地玩笑。但如果没有玩笑，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招架对方明晃晃的五脏六腑，总之，还是感谢玩笑。

“我也不是不想反应。”我编造道，“只是我太过于单线程，没法一边推着车一边看路，一边和你说话，一边及时给你反应。出租车司机大概能。”

好在他很容易就信了。“那你岂不是就此少了一种职业选择？”

“我的职业选择本来就很贫瘠。”

“确实，你都干这个了。其实我很好奇，这真的能算是一份工作吗？谁给你发工资？你有五险一金吗？有绩效吗？每个月会业务考核吗？你会升职吗？你选择这份工作是想从中获得什么？”

他一口气问了我七个问题，绝大多数是我没有思考过的。我说：“不知道。”

“我干这个是因为他们把聘书埋在我中学母校后门的花坛里了。”我说。

他勉强理解了一下这个答案。“是一种命运的感召。”

“因为我确实没什么事做。”我补充道。

“你们这算是EMS旗下的业务吗？”

我思考了一下，说：“不算。我们的平邮丢失率高于他们，我们是100%。”

很显然，这回答使他终于决定沉默了。而我已经意识到，没有任何向他阐释“信件不需要送达”这件事合理性的必要，否则很有可能会颠覆他迄今为止建筑的世界观。我也试图在一些更实际而微小的方面提出解决方案，例如问他要不要把看起来就很沉的双肩背包挂在我的车把手上。他说那里面都是他的教学资料，一个满当当的文件夹，还有电脑。他拒绝了，坚称自己马上就到。但直到坚称很久以后，他还是没有和我分道扬镳的意思。而只要是开放的路面，我走去哪里都无所谓，所以我还是和他一起走着。我们保持了一段时间十分诡异的默契。

良久，他打破沉默。“我可能会把你写进我的脱口秀里。”

“好的。我不介意为你的……副业？提供素材。”

“你不好奇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吗？”

“大概能够想到。”我说，“但是都可以。”

“你是个完整的人。”

他停顿了两秒，好像在等我礼尚往来一句“那你呢”，我没有如他所愿。而后他自己说：“不像我，我需要被照见。”

几乎没有给我反应的时间，他说：“我真的走到家了。谢谢你和我同路。”

“没关系，这是我的职责。”

他背着双肩背包，往小区的大门走去。我不能再涉足那里了，那并非公开的路面。他像一尊行走的玻璃，而我缓缓抬起右手指向他的背影，尽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那么做，但想象中的一枪已经发射，子弹贯穿了他的身体，留下一个清晰可见的弹孔。我用眼睛摹画着它的位置，十分明白，在他的身上，它将永远无法消失。

2.
亲爱的儿子：
你快成年了，真够不容易的。爸妈又得老生常谈，你可不能再误会我俩了，不管有多不靠谱吧，我们的确是在上户口前给你挑了名字，康熙字典，破破烂烂的你姥爷书堆里找来的，老厚那一本，在你成长的这十几年里我们也好好反思过几次，是不是至少应该先把音调定下来再挑字儿，也许相比之下我俩的挑法儿是太随机了一些，但随机是挺有意思的事不是吗？
要你是为这事儿才离家出走，那爸妈可是真会跑遍整座北京城找你的，万事开头难，就从咱家那条胡同开始找起。虽然过去长期持续的斗争经验显示，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多半又是上哪儿串门忘了咱们家怎么走。既然这样，我和你爸打算今晚出门散散心，希望你至少记得带着钥匙，备用钥匙在地垫旁边你爸那只破球鞋里。如果姥爷问起（虽说不大可能），记得告他我俩找你去了。明儿早饭也自己解决吧。注：这句是双关。放学后你将重获一个完整的家庭。

爱你的爸爸妈妈

想到我的父母时，我很难不想起他们很擅长给我写信。我爸甚至曾经把写给我的信投稿到晚报的文艺副版，然后把当天的报纸拿给我看。我不能复刻当初的心情，但记得自己对着头版的国际新闻琢磨了老大一会儿，兴致盎然。他们在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写信，手写或打印，我爸偶尔诗兴大发，我妈字迹娟秀，是以曾为我习字一事发愁。这一切直到我成年。当我甚至过了仍是共青团员的年纪，再也不愿意公开地觍着脸以青年自居，而比这更为强烈的是，父母也不再愿意以长辈的身份罗织权威的寄语——有力量的言辞只能以祝福的形式存在。我的宣言将以自我教育的方式持续增殖，一如他们当年所做的一样。这不免令我感到怅惘，即便这样的情绪不常滋生。归根结底，哪怕是顺流而下的童年与少年，都有消逝的可能与消逝的必然，我的父母不再给我写信，这只是其中之一特别轻微的表征。

他们当然始终爱我，只是这不再是爱得以呈现的一类语辞。我必须感激他们的一点是，那一部分从童年延续至今的自我没有被剪除任何的枝桠，或经历任何可能使之萎缩的摧残，夤夜在路边碰见这对遛弯的父母时，我因而能够敏锐地辨识出他们的形状：无害的、漫不经心的、自豪的。相爱的。父母之间牢固的同盟关系是孩子的一根骨头，不知道是谁和我一样，如此堂堂正正地站着。

这对父母并不会无休止地谈论，或说炫耀自己的孩子，小明，他们的儿子有一个普通得像玩笑似的名字，语文课本里，数学课本里，物理课本里，推小车的，放风筝的，摆弄高锰酸钾的，太多的重名以至于重名不值一提，太多的小明以至于小明不再特殊甚至不再普通，小明上升为一个意象。只是我这么说起时，小明的父母纠正我：他们的儿子不是一个意象，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北京男孩儿，十七八岁，今年高三，理科生，额头长粉刺的年纪，喜欢小动物，大公共，流连于花鸟市场，小商品市场（“打小我们就爱带他逛天意去！”），对自己人生的计划是在北京念大学，除此以外不再费心想象，或要求更多。

实际上他们也不多谈论自己。他们背手走着，穿平底鞋，父亲穿葡萄灰丝袜，母亲穿肉色的，找到走路时最舒服的姿势与速度，有时他们像进入东四西公交站台路边，排蜿蜒队伍买上海枇杷鸭的人群，有时他们买完了菜，把黄豆嘴儿、精肉和小茴香搁塑料袋里，挂车把手上，晃晃悠悠地向我走来，白汗衫上衬一块玉弥勒。我无从询问，正如我无法询问我的父母愿意怎样在家校联系簿上写下我的学期评语，家长总是会期盼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这样或那样的人，但是很早以前我们就都明白了：不能干涉。倘若期盼成为一种可怕的威权一般的强制力，其结果将是我迅速萎缩，以至于毕生无法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

“您是一个很典型的人。”我忍不住对那名女人说。幸运的是她未感冒犯，或许是黑夜收缴了同行者的警惕心理。“什么样的典型？”她问我。“典型的胡同家庭的母亲。”我想起青年时期认真看过的情景喜剧，她如此标准又鲜活，愉快的手指扶着丈夫的胳膊，在上面敲出一串下意识的快乐的音符。

“看得出来，您这份工作挺自在。”那位父亲对我说，又说但他儿子恐怕不成，干不了这个，因为他不爱动。他和他的妻子长于回忆，也乐于在他们当下的生活中摭拾轻快的幽默，诸如在电梯里碰上楼上邻居养的那只法斗黑虎，招呼一声“吃了吗您”而黑虎偶感风寒以喷嚏回应之类。据称他们是青梅竹马，尽管女人表示反对。都从少先队退队了才坐同桌儿，这也叫青梅竹马？她的脖颈上没有皱纹，一串饱满的珍珠项链显得她亲切和蔼。我是想提醒他们未必这份工作就多么需要长途跋涉，它如此自由，我能随时随地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消磨大把时间，但拂去这份善意的想象不一定是必要的。我只是笑着注视男人的髭须。那女人穿了一件蜜色的裙子，精心护养的长发上打了很多弹力素。夜深时，她对丈夫说：“我困了。行了，家去吧。”男人从善如流。我看到他们一前一后地扫了两辆单车，男人表演大撒把，然后他们并肩骑行，互相打对方的手，轻松且聒噪地笑闹。一次旁若无人的无聊游戏。在我意识到自己的确推着车在后面尾随了一段路之前，他们渐渐地骑远了，留下淡淡的、淡淡的青春的长影，未曾中断过。不知为何，我想起二十一岁那年我妈是如何清楚地想起她陪八岁的我看过的那部动画片里的情节的，这曾使我泪流满面，如今又过去很久，我的怅惘却分毫不减。我也是一个因必经的蒙昧而后悔不迭的孩子，有时必须依赖父母的灵光，才能询唤童年的残篇。

他们是多么相爱啊。这样一个夜晚，我终于有机会凝视他们一如他们数年如一日地凝望我。

3.
爸，
三十岁上，有时我还是会梦见你，比在清醒时更逼真。我从没做过好孩子，勉强算乖孩子，稀里糊涂就把叛逆的时候趟过去了，你我都混着。爸，我们这辈子都客客气气，我为我妈流的眼泪从来是大大方方的，可在梦里头一回拿一杆长枪和您打起来的样子，只有枕头知道。我多珍惜我的梦，它是我的那些秘密。
爸，成为你是弥补你这个角色的最好办法，至少我现在一直这么觉得。事实上我对于弥补早已没有什么执念，事实上你做得也挺好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直都这么想，但我想我得去理解英雄不会是私人的，现在我理解了。很多事只要不去在意就会易于理解。这些事总归这么匆匆忙忙地发生了，我也成了父亲，并在坐进这角色的第一天，体会到按您饰演角色的路子走，该有多驾轻就熟。
你有时会看着我，爸，而我知道您始终在看着我。现在我的记性慢慢变差了，时间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地残忍，所以醒来我常常忘了自己梦到的情节，只记得你的脸。
爸，你也老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我在看书。路灯亮如白昼，我就着一块伸出来的路面坐下，并不感觉到冷。当我听到机车的轰鸣声时，烟已经抽完了，烟屁股险些烧着我的手指头，而布劳提根恰好写到这样一句。

“一两个月后，德军入侵了波兰。”

很难不使我的意识将马达的轰鸣处理为热兵器的噪音，尽管下一秒我就清醒过来，这是如假包换的和平年代，不，和平路段。那个人驱动着摩托停下，有火吗您，他问我。我没听清，他重复了一遍，有火吗您？

我从兜里摸出火机扔给他，他很巧妙地接住，准头不错。然后他在兜里翻找片刻，一无所获，他显得有点窘迫，我于是把烟盒也扔给了他。

“我还当您抽雪茄呢。”他对我说。

我的打火机是点雪茄的，难怪他误会。但这个夜晚没有富裕的人，鉴于他在我的那包烟里抽走了倒数第二根。如果这些香烟实际上是火柴的话，我们即便选择不平分寿命，活得更长一些的人也会命不久矣。但这很显然是一个体面又讲理的人，哪怕让人觉得他过于一板一眼也不愿意痛快地撒点儿野，尽管我压根儿没那么在乎他把最后一根烟留给了我。

他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我向旁边稍微让了让，留出社交距离，他也不感尴尬，笑了两声就把此事揭过。“你的车没事？”我另起话题。他的机车就停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中间的绿化带旁，通体黑色，头盔在车尾部晃荡。我颇有几个每逢节假日就相约跑山的机车党朋友，成天混迹在798一带，曾经还试图撮合我和一名女骑，但我对此没有任何兴趣，因此不管是川崎还是杜卡迪，在我眼里都长一个样。

“没事儿，这能有什么事儿。”他说，“我也不是头一天在这路上开了，闭着眼睛都能开回家去。一般后半夜到了这个点，这条路上压根就没有过别人。所以，今天看见你的时候，我还当自己眼花了呢。”

“你常来？”

“常来，可以说每天都在。”他狠狠地抽了两口。

说真的，我倍感意外。在我观察过的这么多人中，他的长相可以说毫不起眼，这种不起眼倒不纯粹是与“外貌普通”同义的观点，而是说我无法从他的神色眉眼中觉察出任何激烈的部分，倘若你对日常的烦恼、困境与痛苦都不会抱着一种玉石俱焚的想法，那么你就将拥有一对平缓的眉毛，一双含笑的眼睛，一只不像鹰隼的鼻子，大概率你也不会有一口好牙，但主要是由于食物残渣把它们蛀掉了，和烈性的烟草则关系不大。不激烈的人在生活中占据了大部分，以免这道狡猾的湍流经历太多的怪石嶙峋。

但他的行动使人疑窦顿生。什么样的人会在每个黑夜里都清醒？厌烦了社会角色扮演的男人在下班后留在车里待一会儿再上楼回归家庭，女性则因此发起大大小小的革命，由此可见，人所体会到的不适程度总是与他们行为的激烈程度呈正相关，因为没人情愿承受额外的代价。

他这样解释：“我睡不着。”越是忙乱越是难以入睡，他是一名导演，握有一支享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剧团，偏居一隅，试图在政治任务与市场化之间的位置生产出对自己艺术生命负责的成果。我忽然意识到我听过这个剧团的名字，只是从没去看过他们的作品，一时间便决定还是不要寒暄以免露怯。他没给我什么犹豫的时间，开始讲起应付相关领导与组织整个剧组的各种琐事。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我常在剧场时听人说起我长了一张并不好亲近的脸，甚至会吓退新来的灯光技术工人。但时间回归夜里后，开启一个话题变得那么容易，我不再是难于接近的人。恐怕这要归咎于白天的时间通常是连续的，不毕的今日事务必要在第二天取得进展或画上圆满句号，夜晚则是一些断续的瞬间，我们对于彼此没有期待，也没有要求。我建议他还是去医院挂号看一看，或至少吃褪黑素，他说：“我没有时间。”

戏剧的时间总是倒推的。我们先订立一个目标在不远处，然后慢慢把界碑铺设至今天。导演的忙碌理所当然，因为他本该是剧场事无巨细的暴君。他分享自己将在两个月后演出的剧目梗概：杀手意外闯入一个角儿逃逸却被下令必须在一月后演出的戏班，唯有顶包才能既帮助杀手躲避追捕，又保全这个摇摇欲坠的艺术团体。排练进展到一场风格迥异的打斗，漆黑的枪管对准舞刀弄枪的武生和花脸，那些引人喝彩的程式顿时显得没有任何威慑力，在下一秒就会迸出的子弹前畏缩。可是热兵器太快而武行的亮相又太慢，难以调整节奏的榫卯，他脾气相当好，说剧团的老把式耍大牌的时候也只评价句“实在太不像话”，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他是怎样对每个人陪着笑脸。“听上去是个兼具现实和魔幻的剧本。”我说。

我几乎懒洋洋地说着这样的话，还以为自己是在轻松地做艺术评价，结果后腰被一个冰凉的东西顶住。

是一把枪。我把双手缓缓地举过头顶，感到十分滑稽。

“别动。”

我说：“我没有动。”

“这把枪只是道具，不会伤你性命。”

我自然也明白这件事，但这仅仅是免责声明，不代表我可以脱离角色。我说：“我身上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不是要钱。”

“别的东西我也没有，经验，欲望，同情心。我只剩一本书、一个打火机和最后一根烟。”

“这些你也给过我了，我现在抢劫时间。你有很多时间吧？没有被要求、纲领、规划和人情占据的时间，没有被家庭、权威以及日常维持生命体征必需的活动占据的时间，纯粹的时间，没有列队的时间，漫游的时间，浪费的时间，你有这样的时间吧。”

他的枪管仍然抵着我的后腰，子弹呼之欲出，一旦给出肯定的答复，下一秒我就会一无所有。

于是我反手夺下他手里的枪，用力扔到了远处。

做这个动作只是电光火石之间。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们都注视着那把假枪，它蹦了几下，然后散架了，枪管飞到一边。它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了，我不确定他是否会去捡。应该不会，因为这下我们都清醒了，一旦他真的借用了我的时间，他就势必要推翻现有生活中的一切。毕竟，我的时间是与生活真刀真枪地火并过后才得来的。我一言不发，肌肉绷紧，暗自准备好要和这个男人打一架。结果他拍了拍我说：“放松点。”

真奇怪，抢劫的是他，放弃的还是他。

“刚刚我只是感到走投无路了。”他说，“所以本打算过把瘾就死。”

“我会赔你一把道具枪的。”我说，“要开发票吗？”

“劳驾。”他说，“有纸笔吗？我给你写封抬头。”

我从包里掏出为人民服务，还有一支需要划两下才能出水的钢笔递给他。他随便掰开一页，边写边问：“这算你工作的一部分吗？”

“严格意义上讲，这得算飞来横祸。”我说，“没人会给我报销。”

他礼貌地说：“让您破费了。您寄到剧团里吧，我是那儿少东。”

我们都清楚，这只是一项礼仪，实际上大家都不计较。细小的危机由于这插科打诨般的结局就这么混了过去，此人仍无法入睡，携带不具备危险性的管制枪支（假），靠在无人行走的路段上飙车打发时间，尽管他忙疯了，他享用的“非必要”的时间是：零。

我明白我能为他提供的帮助委实不多。掏出烟盒，烟只剩下最后一根，而打火机则在我开始寻找它的第一秒再也没出现过。他也翻遍了浑身上下的衣兜，同样一无所获。唯一能解释这回事的就是，我刚刚把它和那把枪一起扔了出去。好在草丛根里竟然还有未熄灭的烟蒂，不知是我们俩谁抽剩下的东西。我把它抢救了出来，然后撕下他刚写好的那一页，凑近纸张把它点燃。

因潮湿而近乎疲软的火星重又充分燃烧。他的字迹被烧毁了，活泼的火舌差点烧着我的手指头。我一手拎着白纸的一角，把香烟叼在嘴里靠近它借火，然后把烟递给了他。他没拒绝。

“你把我写的东西烧干净了。”他说。

我不置可否，他也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我们重新在路牙子上坐下，分着抽那根烟，掸落烟灰，吐烟圈。一根烟的时间委实不多，但它无疑可以不必发生。我想我们都清楚这一点。这是真实的时间。

4.
1968年，
我来只是为了陈述一桩不可信的发现：如果说我自我如庞贝古城被发掘出来时随之暴露于天日之下的那些石化的尸体，只要轻轻摇动便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化灰化烟，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我变得无限小。除了小是无限的，其余有关于人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迪伦·马特在《罗慕路斯大帝》中写道，报来的消息从来推翻不了世界，只有我们无力改变的事实才能推翻世界。真有意思，日薄西山的帝国与行将就木的统治者总是和一名哲学家格外相似，所以他会说，做一名失败的政治家是一项使命。至于我，怀念与重演正是我的命运。您可以从照向往昔的望远镜中辨认出，我的身体正是由那些古老的火山灰拼凑而成的。有心之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吹散我，但再生对我来说，也没那么困难。
我想我所在的与其说是一个岗位，不如说是某个疗程。每当我再度泛起那无法抑制的症状，就会以在黑夜里行路的疗法试图使自己得到暂时的痊愈。夜间的城市，年代变得模糊，我变得不再重要，信件则变得真挚。或者说，不是信件，而是一些叙述，叙述对象未知，叙述者未知，其间的联结未知，出现的时机未知，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甚至不一定是人。可是，如果我能一直活着，我就将一直这样治疗我的痼疾。
人生尚有未行的黑夜若干。
邮差

深夜出没的成年人居多，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一边奔跑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在想今天是周几。观察一段时间后，我总结出他们的游戏规则类似于飞行棋。那两名中学生一人执英语，另一人执地理，在轮流狂奔的同时背出大量单词或气候、气温、国家，直到卡壳时停止。观战甚至令我技痒。不过我没有主动去打扰他们，是他们发现我亦步亦趋后率先上前，问我借用了我的车。

我把车把手交给他们握着：“我以为你们会一直跑。”他们大口喘气，热气腾腾。一个说：“我们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另一个说：“实在跑不动了，骑一会儿吧。”我注意到他校服里花衬衫的边角，没掖好的领子，只能说问题学生的调子经年不变。当年升旗仪式上只有我在自己的白球鞋上画满了飞机头小人，班主任没有勃然大怒，他只跟我说，“你又在调皮捣蛋。”因为说这句话的频率过高，几乎每一个人看到我以后都会对我说：“你又在调皮捣蛋。”

我不确定他是否对我失望过。人的追求是会变的，经历变化即意味着对过往一切的推翻与重建，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此并不感到太介意的原因。不久前我试图在舞台上扮演一名儿子的角色，父亲认为他病了，而父亲的爱即表现为积极地治疗他。那出戏的导演还执导过另一个故事，遗憾我并没有看过演出现场，只阅读了剧本。在那个故事里，妻子渴望赴美继续她的人生志业，丈夫则安土重迁，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们尝试极限制造受精卵，以保证有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最终当一切计划破产时，人被进化的执念反噬，变回手舞足蹈的人猿。戏剧总是清晰、尖锐、夸张、形变，把漫长的沉疴凝聚在某一刻，猝然如白矮星爆炸。他们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如此：片面立场中的行动与行动交叠、冲突，从而诞生了斗争，我得以时不时过上这样的人生，所以现在，大多数时候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在被要求和期待之前，什么都不做。尽管这只是由于年轻的时候，我把什么都做过了。

他们是我在夜间遇上的最年轻的人，事实上我遇到的也未必全都是人。

中元节前后我格外小心，做足了心理准备，最终和骷髅四目相对。他们身量相仿，装扮相同，并排站着，一时间让我觉得误入《闪灵》。我们并没有能走得太远，因为他们好像被某种强硬的法术拘在一个半径不大的圆形空间，唯一的活动是像鱼缸里的金鱼一样，不断健忘地兜圈。“觉醒是痛苦的。”骷髅告诫我，“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为自己永生而沾沾自喜，直到发现并非如此。”

“你们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吗？”我对鬼蜮的规则表示好奇。

骷髅兵说：“我们只是不断地死去活来。”

他们以为这是个笑话，并发出桀桀的笑声。我也和他们一起笑了，这的确是一个笑话。那天我陪他们一直走到天光乍破。

天亮起来了。我意识到自己从未走过这么久，却又走得如此近。传说西班牙人赠吕宋国王厚礼，本来只求一块牛皮大小的立足之处，却把牛皮剪成细条相连，圈起一块不小的土地。可惜骷髅的脚程太憨直，要了一块牛皮，所到之处就只是一块牛皮。再蒙昧的造物，你要如何欺骗他们一块牛皮就是整个世界？

我代他们写道。可言多狂妄，到这里只能停笔。

代言本就是一项狂妄的事业，从戏剧史的角度来说，扮演者自古就被同时赋予代言的权利。我从没预设过角色，只是等待他们来了再逐一应付。谁能想象先知的样貌呢？先知是女性，穿粉色拖鞋；先知是年轻男性，身高177，打篮球，经常光顾二食堂，喝四块九毛钱一瓶的三得利无糖乌龙茶；先知是秘密工作者，微笑着将人赶尽杀绝，连伴侣都是敌人；先知是万人迷，谁都以为他不会动凡心，可他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这样说：世界并不全然充斥着谎言，真实仍占领许多根据地。

未设想过的事次第发生，我已学会接受，也不再困惑为什么当初那封邮件找上我。没人向我许诺过，可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将看到更多。

好了，请就当这是一出戏吧。戏的结束与否本质上与任何人的宣布都没有关系，它仅仅取决于您是否还愿意在这出戏所占据的时间与空间中继续生活下去。这是我在戏剧演出中悟到与认同的观点，与您共勉。不管怎样，不管您认识的我是邮差，还是戏剧演员，或是无业游民，怎样都好，如今也到了我必须站在什么空的空间中向四周各鞠一躬的时候，这时刻总会到来，我始终以为自己已经把这句话说了太多遍，然而似乎事实是，我对您还没有说过哪怕一次。

那么我就说了。我向一座小小的舞台谢幕，我是宇文秋实，而这并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