囫囵诗
假诗人与真戏痴
他后来卖了一段时间的花。
郭嘉轩跟着张玮伦的抖音账号一路找过来，坐了十站地铁，下车骑了一公里。账号叫“张放松”，张放松拍一分钟不到的视频，举着手机转一圈，猛地靠近玻璃水缸里那只静止的乌龟，暴喝一声：“儿子，给大家伙儿打个招呼！”乌龟仍纹丝不动，被张玮伦骂了。郭嘉轩看得发笑，笑意又像一些气体逸走。之前大家喜欢叫他伟大的张玮伦，伟大的音乐剧演员张玮伦，抡起酒瓶那就能唱啊，嚷嚷半小时不带喘的。他们做演员，最过分的时候曾经不得不连房子都租在黄浦区环人广，为的是排练方便，当天有什么紧急情况能够随叫随到，两个人能租三十平方米的一室户，人均享用面积和学生宿舍相仿。那会儿也真像学生生活的延续，单纯、紧密、虽然骂骂咧咧，但无疑是一段痛快的时光，痛快，而且奢侈。
郭嘉轩特意穿的深色衣服，黑T格裤，工装棕皮小靴子，自觉也没捯饬，光秃秃一个人站在场内，四顾茫然。周围人都不紧不慢，趿拖鞋拎茶壶在那提溜，花鸟鱼虫各自为政，五光十色，他格格不入，还是张玮伦先看着他了，大喊一声，哎。郭嘉轩求救似的一回头，跨栏背心大裤衩人字拖，长发给头箍箍后面去了，像韩寒。韩寒向他伸出援手，领着他穿过微型的热带雨林，游鱼接喋的水族缸，拿一塑料小凳给郭嘉轩坐着，他自己叉手站一边，方圆三个平米就是全部家当，挨挨挤挤的，小多肉，翻肚皮的小乌龟，窒闷在纸箱里的鲜切花束——别人放这的，张玮伦解释，我可伺候不起这玩意。被白色细网袋包住的半开花苞上还沾着可爱的水珠，红袖玫瑰，郭嘉轩记得这个名字，是学校附近的花店老板钟爱的款式，说颜色不单调，花语也适合送女朋友。他甚至有一瞬间想要不买一束带回去吧。但他今天是带着正事来的。郭嘉轩于是屈在小凳上，仰头看着张玮伦，对方站不住也闲不住，正背着手在他面前一边兜圈一边说花儿你咋瘦这么多，好像还长高了。郭嘉轩在他高密度的叭儿叭里瞅着空，喊师哥：“师哥，我想请你回来演戏。”他说，“就那个，我们以前一块演过，没演完的。”
喘息和生命陷在床沿。你的幻影是一条发烫的鱼
蝙蝠扼住喉咙，一瞬间的睡眠
惹是生非的孩子，给我的舌头贴上邮票。
我们在欢愉中度日如年
1984年秋天新的写诗地点出现了，准确地说，是白露那天。听听这个名字，一个浪漫而冷的节气。一位精心打扮过的憔悴男性从二层走下来，我当时在一楼的音乐咖啡吧等他，没有等太久，本子拿出来，诗只写了两行。他穿得闪闪发亮，黑色纱做的上衣，袖口和领口滚了粉色的荷叶边，绣一圈小花。喇叭裤色若银河。无镜框眼镜的镜片是紫色的，镜架上缀着长长的光链。他的手上戴着几个硕大的戒指。我从高脚椅上跳下来，自我介绍道：“我是吴庸。”对方说：“侬好，吾是敏敏。侬第一次来额伐？”
我跟在他屁股后面上楼，旋转楼梯，又长又窄，墙上贴满泛黄发脆的海报，他的屁股比较翘。我是说，写诗当然随便哪里都行，垃圾桶里翻出废纸也能，没有笔，我用指甲也能抠出字来。诗在我的脑子里失重。敏敏的屁股停下来，银河不流动了。他推开厚重的幕帘，宝蓝色灯光立刻融化了我们。这是一个排练厅大小的舞厅，几颗迪斯科球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缓缓旋转。服色各异的人在舞池里捉对起舞，多看两眼就会发现，他们是清一色的男性。敏敏像一滴发光的水一样溶进他们当中，然后对我招手：“侬来噻。”我于是跟上，不太顺利，被正在跳舞的人踩了几下拖鞋。也怪我，起码穿正经点来吧，不过我也没别的鞋了。喝酒，老吐，吐球鞋上难刷，又怪心疼的。
环顾四周我才发现，这里之所以容纳了这么多对舞伴灵活移动却不显逼仄，是因为舞厅墙上镶满了落地镜。蓝光拂照遍地的镜面，人身处德罗斯特效应之中。感谢这些镜面，它们即将成为我的纸张，我要淋漓地——淋漓地写下。耳边是不歇的舞曲，敏敏说，你可以用粗的油性笔，我说，用油漆不行吗。敏敏说，作孽哦，弄得满身都是的。做新衣服不要钞票？我想行吧，我的诗，黑色的潮汐，日经冲刷，来去踪影不定。镜子成了我的舞伴。
开一枪，打中男人，分娩女人，禁忌的响铃果实般掉落
鱼：渴水的撒旦
舞裙：被截断的河流
我举着刀啊，跃入爱的洪水中无差别谋杀
拆下我的胳膊吧，剁碎手指！它们是一些十六分音符
这个字的最后一勾提得很长。因为我写得稍微有些快乐了，体内的火折子经了风，多少来了点感觉。这是一块好板子，光滑，隐蔽，大面积，有那么多潜在的观众，他们没有任何注视我的愿望。这真是好极了。我在镜子里看到敏敏，他熟络地寒暄一圈，回到舞厅门口的那张课桌后面坐下。一笔抹去了他的前胸，身边还有一个人。敏敏在和他说话，声音穿过大量的嘈杂传进我的耳朵：“为啥不跳哦？哦呀，来了好久辰光了，跳跳舞不是蛮好？”
我停笔，走到他们身边来。他们的背后也有一面镜子。敏敏朝我一笑，抽空挥挥手，“侬写多一点，多一点呀。”我举着笔，看清楚了，那男孩很年轻。而这舞厅里绝大部分的男人都老了。年轻男孩不需要浓妆艳抹，就轻易成了最惹眼的那个。灯光把他的白衬衫染蓝，细边眼镜上反射一小块蓝光。我把笔帽盖上了。“你在写什么？”他问我。“写诗。”敏敏代我回答，“个是阿拉舞厅的大诗人。”
……
我举着刀啊，跃入爱的洪水中无差别谋杀
拆下我的胳膊吧，剁碎手指！它们是一些十六分音符
碎骨和碎肉，泔水横流的歌
你是一根不起眼的针专司将心脏扎破。
许有成说他以前没来过这个舞厅。我说这不废话吗？你看着也不像——对，他是个好学生。低头，束手，抠膝盖，鞋尖都是对齐的。衣领上是肥皂味，鬓角剃得很干净，看上去不仅是听话孩子，家境也非常好。要我说，我会叫他——少爷。敏敏只要三言两句，就把这孩子的底摸清了，笑嘻嘻的，我猜他心里喜欢得要命。敏敏问他，“侬晓得此地阿里搭？”许有成只点头，不讲话。男人们在他面前跳舞，答案昭然若揭。敏敏倒是很骄傲的，这地方由他四处奔走，最终一手打造起来，门一关灯一开，一声“来来”，大家再也不用在黑黢黢的小公园交朋友。来来舞厅是每个人的巢。我用黑色油性笔在舞厅的镜子上写满了诗，现在它也是我的了。
人走进剧场——这是一个没有缝隙的动作。可能很难想象，但的确如此。舞台是神圣的，张玮伦如是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神圣又是个屁。舞台不就是一个地方吗，有幕帘、木头、钉子，站上去能踩到地，踢踢踏踏，漆还花了。推开剧场后台的卷帘门，阳光立刻把幻境撞破。灰扑扑的道具运上大卡车，白天根本开不进城区，只能趁夜偷偷走。这与神圣没任何关系可言，实在是一片狼藉。不过他思考的终点通常是：一切都是个屁。在酒后，化作一个酒嗝，颓然的怨怼混入空气。一开始确乎不是这样的，剧场和舞台，全然蒙着一层神圣的荣光。张玮伦又产生另一极端的心愿：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愿意死在这里。
死倒不至于，一群还在读或刚毕业的男大学生，年轻气盛，在此处说死不死的，就像一个哈欠般的玩笑。众人站在排练厅里，正把一条裙子轮流穿在身上，奶油色的，重工蕾丝，收腰剪裁，穿着球鞋就这样踩进去，后背拉链拉一半，闹哄哄的只听到人说，别拽了别拽了，要崩掉了。张玮伦也去穿这件裙子，内衬已经脏了，在胯那里卡住，他向上提，听到小小的“嗤”一声，赶紧摸了一圈，好在暂时没发现有哪里明显撕坏。行，演女人的事还是不要想了。
最后裙子穿在郭嘉轩身上。不是他多合适的意思，只是因为他身量稍微小一点，起码囫囵套进了衣服。幸免于难的其他人喜悦地举起手机，郭嘉轩对着镜头半真半假地发脾气：“别拍了！再拍我把你手机给扬了啊——”镜头后的人浑不在意地躲开。张玮伦枕着剧本，侧身躺在排练厅的橡胶地面冷眼旁观，心想如果不是自己太磕碜，演一回女的倒也不错。这时，郭嘉轩裹在这条过于华丽的长裙里，匆匆跑过张玮伦的视线，像一抹画出界线的涂料，哎哟，跳得好高！张玮伦一下子来了精神，骨碌一下坐起来，又想，这弹跳力真不错。他卷成卷的剧本散开了，最后一页已经摇摇欲坠。这不是个复杂的故事，老套得更像是一些戏码的缝合，大意就是讲男主角a是如何爱上男扮女装的男主角b的，张玮伦没看两页聪明劲就上来了，抢答说，这不就不就是那个什么转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吗。
老师是个长卷发飘逸的中年男子，看着四十岁上下，但据说两个女儿均已念到博士，讲话时永远笑眯眯，笑容背后却总是有点危险。他宣布说，Einar——就是男扮女装的男主——会拥有一份加量的剧本，和别人的版本都不一样，添加的则是关于Einar角色演绎的关键部分。
张玮伦就不干了。他是和Einar对戏最多的另一个男主Condon，对手的演法对他的影响大过其他任何人。即便郭嘉轩是比他小一届的学弟，他也没任何认生的情绪，直接喊着他的名字，要他把Einar的剧本给他看看。郭嘉轩还没来得及回应，老师先挡在前面，含笑提醒张玮伦，“犯规，犯规！”
“是谁犯规啊老师！”张玮伦拿剧本敲地，“演一样的戏，剧本还能比人少？”
中文版就是老师译出来的。译者好整以暇地说，“那格洛托夫斯基还不给演员剧本呢。对你剧本好点，才发两小时就给你折腾残废了。”
张玮伦在地上躺成一个“大”字，斜睨着眼看着郭嘉轩接过一本比他的剧本厚得多的东西。老师很会治他这种虽然豁得下面子却不喜欢自讨没趣的东北人，看都不看他就走到一边去。张玮伦难得沉默地躺了一会，郭嘉轩走到他旁边，躺下捣了捣他要他收着点，小声安慰他，“想开点啊师哥，我要下的词儿比你多这么多，头疼着呢。”
张玮伦的回答是使劲拍了拍他，说，“小老妹儿快别躺着了，你这大裙子整脏了得干洗八十块一回，咱们没这个家底。”
这是一种危机
吗啡注射进长眠的疲软的空气
钟声不会响起
危机将静默地来临
本来郭嘉轩以为自己得费一番力气才能把张玮伦劝回来，他来的路上已经尽可能努力地打了腹稿，也并无可以说服张玮伦的十足把握。毕竟张玮伦实在是太能说了，噼里啪啦像往人眼前丢小炮仗，和他对上了根本无法招架。但奇怪的是，等他越说越心虚，到最后简直是磕磕巴巴地把自己的来意表达清楚后，对方并没有反驳，而是轻轻松松地把手上的灰拍到裤子上，说行，“我稍微把这小摊儿拾掇拾掇，咱俩一块儿回去呗。”
好像他被找到的地点是什么浙江中路的早餐店，好像他根本没有消失这半年一样。明明一个学期就这么过去了，一个学期——郭嘉轩仍然习惯于用学期来计算时间的流速，已经够把同一台戏演过一百场了。足够天翻地覆。他一言不发，沉默地看着张玮伦把自己那几缸宝贝乌龟搬到室内（或更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有顶的空间”），倒是师哥不见外地回头喊他，“来来来过来搭把手。”
郭嘉轩就走近帮他搬玻璃缸。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以前他和师哥是排练场上最聒噪的两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地卖乖，真快乐，每个人都爱他们。这个在花鸟市场怡然自得的人倏尔令他感到陌生。他想了想，看着缸里一动不动的乌龟问，“怎么不养点青蛙？”
“搁你你不闹得慌啊！”张玮伦把一个缸小心翼翼地放下，回头瞪他。
郭嘉轩缩脖子。张玮伦于是又笑了，说，“小青蛙不是自个儿找上门来了吗。”
小青蛙的心情放松下来，挤眉弄眼地验证师哥的话，说：“呱呱。”
张玮伦堵他：“你别光呱呱不干活。”
“干活的干活的！”小青蛙赶紧表忠心，“保证不错词。”
走出花鸟市场的时候，来逛的人还不很多，相熟的摊主给张玮伦打招呼，“今天这么早就收啊！”张玮伦挥挥手，夹趾拖鞋大裤衩子，倒是走得十分有范儿，中气十足地说，“来活儿了，没办法！”
郭嘉轩像个小弟一样跟在他身后，看他眉飞色舞的样子，觉得挺开心。
别去挂念花会怎么凋谢
躺在断木上呼吸也能活着
从来没有把离开定义成离开，返回不过是一次散步
至于我的身份早已事先拟好了
我是这座坟墓的陌生访客
我是你虚假一生最虔诚的参拜者
没法演啊！没法演！
短短几天里，不止一次地张玮伦这么想。只是在想用相当不悦耳的言辞纾解自己内心的郁结时，总是碍于老师时刻像在打鬼主意的眼神，忍住了。再者其他人都演得十分认真十分投入，他不得不审慎地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不适究竟源自何方，思考的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在终于决定向老师表明要撂挑子不干的态度前，他先问了问郭嘉轩。对方已经对穿裙子这件事表现得不亦乐乎了。
“你觉不觉得咱俩对戏总显得有那么一点……”张玮伦罕见地做手势，准备找一个最妥当的词语。
郭嘉轩正假装自己是一条小美人鱼，坐在地上向他投来天真而疑惑的眼神。
找了半天张玮伦发现自己竟然没词了，只好说，“……奇怪。”
“哪里奇怪？”小美人鱼换了一边倚着，虚心问道。
张玮伦闭嘴盯了他半天，还嫌不够，又站起来盯了一会，看得郭嘉轩心里发毛，张玮伦突然一拍大腿。
“对对，就是这个，做作哈！”张玮伦指着郭嘉轩的鼻子，开始激动起来，“说是女的吧，又不是女的，说是个男的吧，拗得又挺女的。非要说的话，那就是一个男的变成了女的但他心理性别还是个男的。”
郭嘉轩狂笑。张玮伦说，“你怎么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还？”
这话一说更笑得好一会才停下来，整理好面部表情以后郭嘉轩说，“嗯，但Einar就是这样。他就是个套着女孩儿衣服的小男孩。”
张玮伦又哗啦哗啦翻了一遍剧本，确定在他看见的版本里，故事是Condon对男扮女装的Einar心动了没有错。“我喜欢的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女孩儿——我一直以为她把自己当做一个女孩儿。”他耐心地掰扯。
“我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男孩啊。”郭嘉轩指指自己。
“但是，我给你念啊，剧本里写，‘她是一种从天而降的颜色，如果她快乐，那么裙边也会快乐；只有最俗气最直白的赞美是有效的：毫无疑问，她是一位公主。’，你看，而且‘她’还是女字旁的‘她’。”
郭嘉轩说，“这是Condon的独白。”
“就算是独白……不对，”张玮伦醒过味来，“那你说，Einar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个男的，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不告诉我呢？”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状态特别对吗师哥？”
“啥状态？”张玮伦混乱地仰卧起坐了几下，“我抓狂我！”
弹起来的时候他定住了，忽然一通百通。不是他被蒙在鼓里，不只是他。是Condon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爱一个他以为和他以为对方也以为的女孩，可实际上在他眼前活蹦乱跳的不过是个穿裙子的男孩儿罢了，裙子没有标定性别的意义，它只是一种衣饰。即便这裙子穿在郭嘉轩身上真的很合适，既不会抻坏，也不会太空荡荡。
我和舞厅之间不存在什么雇佣关系，所以很愉快。我也不需要它支付给我什么，不过是要一个有限的，可以重复利用的空间。敏敏是一个爽快人，甚至给了我一把舞厅的钥匙，我问他，不担心我在里面搞破坏，或者干脆把它砸了吗，敏敏说：“那我会先让我男人把你手筋挑了。”他最近跟一个混黑社会的男的很亲密，我见过一次，那人大墨镜盖脸，飞机头纹丝不乱。黑道得有点明显。
于是我经常拿着钥匙，在后半夜进出。只需要开几盏小小的射灯就够了，我的诗在微弱的照明下，显得像一些“到此一游”的留念。我从不签名，我甚至爱上了把写完的诗擦掉的动作，这是几乎没有成本的新陈代谢。它们之间不再有成品和半成品、废片与灵感的句读之分，反正我的使命不是记录它、保存它，不是任何延长它们生命的举动。这么说，总有这样的夜间，像我和我的诗歌在进行一些不期待明天的一夜情。
直到第三者出现。我是说，不是有具身性的第三者，而是我发现了，有人在续写我的诗。
“借一个火”原来写作“邀请”
吸烟是接吻的前兆
让火焚烧欲望的孶扰
我画上了烟头。烟头是一个“未完成”的符号。舞厅里的确以此开始许多对话，借个火吗，一个男人搭在另一个的耳边说这句话，不是一次帮扶，而是一个摩挲。一支烟就被抽出来，咬在另一个人牙间。并不是真的借火，须知高密度人群拥挤的室内是不宜有明火的，每次我写到兴奋想要来上那么一根时，敏敏总不知道从哪里冷不丁冒出来，把我推去门外，去去去，别把我们这些同志都烧死。他一语双关。
去舞蹈。舞蹈
是唯一合法的交媾渠道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后续了。它显然不出自我之手，我端详了一会，以为也许是某个兴之所至的舞厅顾客，一曲终了，信手添画的。我发誓一开始我的确没有想到许有成——和这座舞厅格格不入的许有成。舞厅是老练的欢愉的享乐主义的，许有成是生涩的压抑的谨小慎微的。我也几次在舞厅角落的那张课桌后见过他，仿佛课桌才是最适合他落座之处。起初有很多人邀请他共舞，都被许有成拒绝了。
“我不会跳舞。”他说。舞厅的常客很耐心，“我们可以教你。”“我不认识你们。”许有成说。他似乎只信任敏敏，敏敏将他当作一个孩子，许有成在课桌边看书，偶尔拿起账本，敏敏有些高兴地说，“小许，慢慢来。”许有成受到鼓励，抬头腼腆地笑了。
是的，我描述得如此清楚，我不讳言自己正在观察他。因为除却观察，我能与他交流的时间非常之少。因此，对于在深夜的舞厅发现蜷缩在角落睡着的他这件事，我感到始料未及。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格子衬衫，融化在蓝色的灯光里。还好我给敏敏省电，没开风扇，但在这么空旷的地方睡着也有着凉的风险，我把他叫醒了，他揉揉眼睛，第一反应是对着镜子用手指梳了梳头。
“你怎么不回家？”我问他。许有成向我解释的表情非常严肃。“我在离家出走。”他说。笑死我了，你们真的应该看看他以为他能威胁到谁的表情。敏敏是对的，他就是一小孩，有天真地巴望着什么的眼神。任由他献身舞厅的话，他马上就会被这群逢场作戏的人吃得骨头都不剩。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些他爸爸的事，具体我也记不清了，不意外，他看上去就有个独断专行的爹。我都能想象，要是他知道儿子半夜不回家喜欢在同志舞厅逗留，应该会立刻登报宣布断绝父子关系。
我更关心别的事。于是我问他镜子上的诗是不是他写的，矜贵的少爷许有成竟然露出了一丝惊慌之色。幸好，他及时打了个喷嚏——阿嚏！“我要感冒了。”他说，顺便把自己不好意思承认的话，就此含糊了过去。
“走吧，下楼，请你喝汤去。”我拽着许有成的胁下把他拉起来，准备带他去一家开了很久的胡辣汤小馆子，挺正宗，给他祛祛寒。当时我对自己说，就当是酬答他的那句诗。
本来郭嘉轩以为他们要坐地铁走的，张玮伦摆手让他等一等，然后从路边推下一辆小电驴——也不对，应该说是大电驴。“把我这爱车开回去。”他说，看着不是什么精致新车，笨黑的壳子，像二手市场以旧换新的时候捡的漏。他甚至从座位底下拿出个头盔递给郭嘉轩要他戴上，“那你呢？”郭嘉轩白问这一句，张玮伦说，“能咋办，我碰运气。”“万一开一半没电了呢？”他又问，张玮伦一巴掌呼他肩膀上，“打死卖盐的了操这咸心，上来赶紧的。”
师哥的行车风格可以想象，风驰电掣，总是徘徊在危险边缘。开出去没有两公里交警就在十字路口等着了，拽着张玮伦行云流水地开罚单，张玮伦一叠声地答应行行行好好好，瞥着不断读秒的红灯，马上就要转绿了。交警说先生请你配合，张玮伦说我配合啊！我的身份证号是2104——快点快点罚款怎么交啊微信还是支付宝？交警沉默地调出一个二维码界面来，说随便。郭嘉轩有点犹豫，说师哥要不我头盔还你吧，张玮伦看都没看他，说，“你抓牢。”嗖一下又蹿出去老远。
十几公里他就这么开着，地图导航是林志玲的声音，手机丢前框里也没人管它，天色渐渐暗下来，天际线慢慢被更高的楼群填满。郭嘉轩无事可做，转动着被固定在头盔里的脑袋，忽然想说一些实话。
于是他就说了。他说，“师哥，我还以为你不答应呢。”
“啥？”张玮伦没听清，疑惑裹着风声传过来。
他们驶进了一条岔路，空荡荡的单行道日久失修，有点颠簸，郭嘉轩干脆大声说：“我说我还以为你不回来演戏了，你咋这么快就答应我啦？”
张玮伦也大声说：“想知道啊？”
“想啊！”
“因为我他妈闲的！”
掌心流出血我感受不到痛
黑猫的脊背负重
羊变成狗
我的脸亲吻破碎的轮毂，不是失落的风
在濒临灭绝之前
被叫功能尚且得以保留
捐献你的皮肤织我的腐肉你的牙齿钳制我的手你的骨头击打我的骨缝
就当这是可被填补的缺口
这不是特别正式的那种演出，上海剧院多、机会多，有一些同学已经在外面跑商演，把这个校内学生共演的作品叫做“学校里的戏”，捋着时间有一搭没一搭地排着，战线故而拉得很长。老师家住泗泾，但凡在学校里留到天色擦黑，意犹未尽，总不愿意再跨过大半个城市回去，解决办法通常是叫上几个男生一块喝酒过夜。
张玮伦总是赫然在列。他太爱喝酒，嗜酒如命，每次总是喝着喝着人就不见了，一看，出溜到桌子底下。连老师这种不显山不漏水的酒坛子都要分点神劝他：“稍微节制一点，别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喝毁了。”酒蒙子张玮伦还能辨别语义，大着舌头拍老师的肩膀：“酒，就是我的艺术生命！”
郭嘉轩和他相反。虽则年轻男孩碰到酒总归是兴奋的，一兴奋就容易喝多，上头上脸，但郭嘉轩的兴奋劲儿太具有迷惑性，叫人分不出他是喝嗨了还是一向如此。比起喝酒，酒桌上的bonus更让他喜欢，只是还停留在真心话大冒险、逛三园和抢七的阶段，似乎酒局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可以尽情吵嚷的简单地盘——对，还有把本来该喝的酒赖掉。哪怕被发现了都会迎接起哄和更可怕的罚酒三杯，但他就是乐此不疲地爱耍这种小聪明。等到凌晨酒吧打烊，他们就分道扬镳，回宿舍，找宾馆，或带着棘手的醉鬼去自己的出租屋。郭嘉轩不止一次地和同学一起架着已经没法自主行走的张玮伦，感觉自己是在抬一块水泥预制板。
唯一的好事是，师兄真的醉到顶也就不闹腾了，酒气熏天地在沙发上呼噜一晚，第二天带着宿醉的头痛准时出现在排练厅。郭嘉轩注意到是因为他总忍不住拿掌根砸自己后脑，出于关心问询几句，张玮伦甩甩脑袋说，“夺大事啊。”
好像真没多大事，既不妨碍他说词，也不耽误他唱歌。Einar把一条围巾系在腰间权作裙子，放下心来抠今天的戏。这一回合的Einar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静默地藏身于海滩上的巨大石壁后面，偷听Condon激昂的表白，直到结束都没能从Condon口中听见自己的名字。没有石壁，郭嘉轩站在排练厅一条长凳的那头，睡眠不足的后遗症向他涌来，他听张玮伦的独唱，好像隔着一层障壁。这时他想，时不时袭来的疼痛反倒是必要的了，他迫使自己去辨认张玮伦偶尔因为头痛而脱离Condon的小动作，这使他间或显得更清晰了一些。
面对着海水，
也许是告解。
哪怕并不理解，爱的冲动有何可解。
这是一场灾难：
当它选中了我，我必须付出稀缺的代价，
呈现无所遁形的——退缩、悖反，口是心非，我的卑劣。
脱掉长裙，解下裙撑，剪断丝袜的吊带，坦荡地面对面。
松绑发辫，拆除性别，想要你在我诚实之前诚实，梦就是这么厚颜。
换上神的嫁衣吧，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允许，我要这么叫你：我的女孩！
让甜腻的、庸俗的、目空一切的索求，
把我扭曲成埃舍尔三角，彭罗斯阶梯，莫比乌斯环和克莱因瓶。
选择夏娃，对亚当只有弃厌。
目光短浅，一头扎进人间乐园。
Condon，你的爱意无聊得甚至不能够被称作消遣。
Condon，去爱也是顾影自怜。
Condon，藏身在厄喀德那的脚边。
Condon，不敢向任何有形之物承认，
只好连同自己的心灵一并瞒骗。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主的告白》，Confessions without Objects，不是“六神无主”的“无主”，而是“无对象的”。郭嘉轩在自己的剧本上勾勾画画，“所以，Condon不是在向Einar告白。”他咬着笔头，原以为自己是这群人里得到信息量最多的，没想到仍然不能完全理解Condon的行事逻辑。但张玮伦唱得又很投入，或者说，因为他的宿醉而导致的游移和迷茫，本身也成为了Condon情绪中的一部分。郭嘉轩本来应该从石壁背后走出来的，剧本上写着，“他顾不上Condon会否怪责他的躲藏，喊着他的名字径直跑向他，裙裾飞扬。他被这首歌深深打动。”郭嘉轩迟疑了一下，张玮伦按照原本的节奏回头，没有看到奔他来的人，向仍然站在长凳后的郭嘉轩挑挑眉。
节奏断掉了。张玮伦一下子松懈下来，说，“先停。等会儿再来一遍吧。”他快步向郭嘉轩走过来，解释暂停的原因，“你停得太久了，你可以稍微停一下再过来，但是别停太久，不然我总觉得贼尴尬，就跟我俩在演那个慢镜头似的。”
郭嘉轩说，“行。”但他就这样把脸低下去了，其实他觉得不行。因为他总感觉，如果他认真地听了那首歌，就应当先向Condon降落一个亲密的怪罪。你为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喊过我的名字，Condon？你到底是在向我表白，还是在试图弄清楚你的爱究竟是什么？这究竟是你的歌，还是我的歌，你是为我唱的，还是为自己？这些问题像海的泡沫一样不受控地翻涌起来，他下意识受到了影响，把剧本越来越紧地卷成一个卷，立刻就要转身回到上场口去，师哥马上看出他情绪不对，“你有啥事呢嘉轩？”
擂鼓一般的心率回落了。郭嘉轩明白了自己的心情，他说，“我有点委屈。”话音刚落，张玮伦笑出声，承认错误一样说，“哎都怪我，都怪师哥啊，刚不该说你。”郭嘉轩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张玮伦一拍大腿说，“那你啥意思嘛！行我懂了，我不该觉得尴尬。”
张玮伦是个太一览无余的人，郭嘉轩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的话了，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表情来应对，无数个回复的闪念如银色的流火般坠下，他匆忙挤出一个还不如哭了的笑。“你听我说……”他说，“我就是觉得我在这里，不是我，Einar在这里不应该这么高兴。他根本不能确定……”
没等他说完，张玮伦就亲昵地揽过他，安慰似的拍了拍，“他高不高兴再说吧，你可别再哭丧着个脸了，咱不委屈了啊，要不你打我两下完了。”
我只能对万物承诺
这是我第一次宣誓就任救世主
因此你们将遇到的每一个困境都是崭新的
每一滴雨都是崭新的
会因为沮丧而自杀的心情
则是一项震惊世界的发明
我在吴庸关切的目光中喝完了两碗胡辣汤，鼻涕和泪水一起流下来。他以为我痛哭流涕，把前后桌子上的卷筒纸都搜刮来放在我面前，我一边扯下纸来擦脸一边瓮声瓮气地说：“我没事。”听起来非常不具有说服力。但我只是被胡椒呛的，我能感受到感冒像被击溃的潮水了。
在学已经非常危险。尽管我的父亲是名字很有分量的知识分子，但他的名字不能作为任何我安稳的保证。尤其是现在我与他的关系又在崩溃的边缘。事实上正在发生的确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我反感学校；我开始逃学；父亲震怒；我与他关系僵化；我在学校更加无所适从。他是文化人，不会用那些“不入流”的字眼辱骂我，他只是判决：“我以你为耻。”我曾为自己的弱小痛哭失声，因为他说出这句话后，我感到一行无法洗去的标语纹在我的每一件衣服上，甚至渗入皮肤，我在校园的每一处走动时，都觉得这句话在发烫。
后来我想，我不必自省自己做了什么，我只需要了解自己没有做什么就够了——我没有如父亲所愿，成为一个完美的儿子。完美的儿子，应当是父亲的偶人，父亲走过的弯路，他不必再行（也不需要知道）；父亲的成就，他必须企及，而不能超越。除非他在父亲对他扇下巴掌后打退父亲——继而，他登基为新父。虽然我所意识到的必然不是父子关系的全貌，但我的命运已然如是。我是小一号的父亲，在他失去为父的权力后膨胀得与他一般大，如此便能循着他的脚印分毫不差地行走。倘若，我是说倘若，我的父亲并不怀疑自己属于社会中成功的那部分，他必将严格地勒令我仿效。这就是成功者的爱，高效的爱，功能的爱，有利的爱。
在我大约四五岁时，有一天父亲带我去理发。理发师看到我的头发，叫父亲一同来观察。“你看这小孩的头顶上有两个发旋。”父亲对于一些民间的说法并不熟悉，于是问这是什么意思。“说明这孩子很犟。”理发师说。父亲听后不以为意，“不过是一些说辞。”
他或许早就忘了，但我一直记忆深刻。他那么轻易地就掐灭了我性格中的某种征兆，斥之为无稽之谈，或许那时他根本没有设想过，一名儿子会怎样威胁到一位父亲——儿子怎么会成为父亲的威胁呢！儿子不过是父亲的增殖。听听他给我取的名字吧，许有成，有成——如果我做到了，人们会说这是人如其名，我必须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家庭有成、人生有成，这是父亲富于概括力的祝福——这怎么会是祝福呢？这是诅咒！
坐在餐桌前的时候，我有一种冲动，一度想要寻找合适的措辞，和吴庸谈一谈我的父亲。我想了几个开头，类似于“我和我爸关系很差”之类的，却很快发现这无聊透顶。坦白说，一个人的艺术生命到四十岁也该结束了，如果他已经成为诗刊主编、作协理事，享受一些只需要坐着就能拿到的津贴的话，他不需要为生活发愁，也不再尊重困境（而认为这是值得被批评的失败），艺术便该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我想要讲一讲父亲突然暴怒，把我的诗作撕得粉碎，或讲一讲他是如何在饭桌上以一种不屑的口吻提起我的作品的，“有成的路子完全走偏了”，就好像……就好像我是一只静立此处，亟待被击打的保龄球啊。不过回想起来都觉得没有意思了，与父亲的相处中我竟想不起其他任何。
我的逃学肇始于一个傍晚。那天我照例坐公交车回家，车身拥挤，乘客之间相互擦碰，我原以为身后的中年男人是无心的，却逐渐觉察到异样。下一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莫名地，我和他一道下了车。那一站恰好是街心公园，我们默契地漫步到幼林中，在长椅上坐下——我刻意隔出了一些距离，但他衣服整洁，胡须刮得干净，戴着眼镜，却没有和我父亲一样的威严之气，给人以可以信赖之感，所以我竟然不担心会发生什么难以控制的事。坐定后，他指了指我的袖套。
“你在上面写了什么？”我低头一看，是课堂上突然迸现的诗句，来不及写在纸上，草草记在了袖套外侧，于是说，“是小抄。”他一笑，显然并不相信，转而另起话题，“去年《诺日朗》发表，震惊诗坛，我想你也读过杨炼的这篇长诗吧？”
即便极力掩饰，我还是悚然一惊。学校的“民主墙”上，《诺日朗》的诗段被我默写在郭路生《疯狗》的旁边，于是一边是“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另一边则是“诺日朗的宣喻：唯一的道路是一条透明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是一条柔软的道路”。我偷来它们，假装这就是我的仓储。我不得不说一些真话了，“我在我爸的案头上读到过这首诗。”那个男人笑了，“令尊恐怕大加批评。”我说，“是的。”他说，“那你呢？”我说，“我很喜欢。杨炼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发表新作品？”
“他在创作一首前无古人的长诗！”男人兴奋起来，身体倾向我，言辞中闪烁笃定的光芒，“虽然只是一些零散的句子，但他会再一次震惊文坛的。”
这是一个足够令人感到振奋的消息。“现在你能给我看看袖套上的诗句吗？”他对我说。我有些不好意思地伸过胳膊。
我将还他以年轻的骨灰
横流的海洗刷不洁的耻骨
那场猝然会面的结尾，他在我的袖套上以手指写画了一行字，写得很慢，我得以完全辨认出来，他写的是，“大鹏化为乌有”。漂亮的诗句。“诗内有我的姓。”他指甲修剪得整齐，无名指上戴着素戒。此后我们有时在那班公交车遇见，而后在同一地点聊一些诗歌。我开始依赖这种其实富有偶然性的相遇，继而在白天也尝试去搭那辆车，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不过在白天逃课搭车的事，我从不和乌先生说。我只是一个人在公园长椅上坐着，发呆。就这样过了一季，夏天来了。
吴庸终于插话了，他问我，“是他带你来的？”我摇头，说是，也不是。夏季蚊虫滋扰，乌先生说他可以找到不被打扰的室内场所，而后告诉了我这个地址。“但是他从没来过。”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吴庸问我。我点点头，虽然从未挑明，但从在公交车上第一次被碰到腰部起，我就无师自通了他的本意。“但我很感激，”我试着告诉吴庸自己的心情，“他始终什么也没说。我们的肢体接触也很克制。”“可他戴着戒指。”吴庸指出。
也许吴庸想要极度纯净的故事，但我只能讲述一个闷响的结局。“我第三次来的时候，仍然不声不响，坐着等人，敏敏问我要了乌先生写的字条看，然后告诉我，乌先生阖家出国了。”
吴庸恨恨地拍桌子。“他妈的，便宜他了。”
他挺义愤，好像我被伤害了一样。我本没有讲这些事的意愿，讲出口却发现，自己的表达欲过于强烈。但如果我不说出口就会死的话，就让眼前的这位陌生人做我的听众吧。我试着去看吴庸的眼睛，那里似有浅湖。吴庸停顿了一会，说，“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我要送你一个礼物。”我说，“别说‘下次’，太含糊了。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来？”吴庸竖起三根手指，说：“嗨，只能守株待兔了。你放心，我得一直把礼物带在身上。”
我肆意地挥霍青春，
耽于恶习，
忘记美德，
万望作乐。
欲望之渴，
甚于救赎，
灵魂既死，
只关心肉体。
——《布兰诗歌·11：心火燃烧》（节译）
师哥回来无疑是一件好事，郭嘉轩却感到有些什么隐隐的郁结，但又一下子说不清楚。也许是众人的欣喜并未到达他的期待值，在张玮伦回到排练厅之前，他有过一些别的搭档，最多的已经把戏走过一半，仍然很难找到不卡顿的节奏，等到张玮伦出现，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但当他们并肩坐在长椅上，跷起二郎腿，对视一眼，同时轻轻叹了口气时，所有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搭档还是老的靠谱啊。”舞台监督真心赞叹道。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波澜了。即便郭嘉轩的心里迫切地希望发生点什么：难道半年没有回剧场的张玮伦，不值得一个盛大的欢迎派对吗？或者络绎不绝的慰问？对他心路历程的探索？伟大的张玮伦同志，你终于重返你的战场了，怎么不发表一些富有感情的演说？
没有，没有，通通都没有。好像除了他郭嘉轩，没人介怀这半年。虽然这似乎也说得过去，郭嘉轩甚至会刻意地遗忘半年前发生了什么，但很难真正忘掉，张玮伦在医院躺了不短的时间，那时正月还没过完，他一条腿上打着石膏，嚷嚷着想念宇宙的中心抚顺，想盘腿上炕吃饺子就二斤老村长酒，胳膊腿儿没毛病的健康人士也没有他精神抖擞。至于他瘸了腿的原因也很简单，横竖和喝酒脱不开干系，好容易碰上休息日，喝到后半夜，两眼一抹黑地出来，一脚踩沟里了。
“虽然腿断了，也算休息了是吧。”郭嘉轩两手空空地去看他，在床前绕了几圈，坐下问他还能不能双排。“想啥呢，我这手又没坏。”张玮伦向师弟抖一抖自己灵活的手臂。“不过老长时间不打了，段都掉没了要。”然后又说自己够呛搁医院呆着，过两天就回家，“蹦也蹦回去。”郭嘉轩看看他裹纱布裹得像米其林轮胎一样的小腿说，“你别折腾了。”放下手机开始扒着手指头算他待演的戏，一二三四五，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多？”
因为喝酒把腿摔折了这件事，听起来是个喜剧，但放在一个日程满当当的演员身上，就成了大麻烦。那时节张玮伦进的组又格外多，简直是拼了命在连轴转，一旦出点什么意外状况，一切都得停摆。偏偏是这样的时候，他越不能喝酒，就越需要喝酒，喝一点还不行，要喝很多，直到酒精足够冲垮他的堤坝，“哗啦——”，再去一点点地重建它。
最先重拾的也是最早他们排的那段戏。推着纸箱的许有成路过公园长椅，看到喝着酒迷迷瞪瞪打瞌睡的吴庸。他屏息站着，生怕长椅上的人突然醒来，等了一会，在对方没有反应的时候本打算快速路过，吴庸却恰恰在这时醒了。
张玮伦换了个演法，直接从长椅上滚了下来。许有成吓得后退两步，应激地做出格挡的姿势。准确地说，不是许有成被吓到了，是郭嘉轩。张玮伦滚落在地的位置卡得很准，就在他推动纸箱的路线上。摔在地上的触觉让醉醺醺的人瞬间清醒过来，吴庸起身睁眼，盯着许有成看。
郭嘉轩拔腿就跑，张玮伦在他身后“哎哎哎”哎了半天，说：“你东西不要了？”
装满了废诗稿的纸箱还在原地，用脚踹一下，还挺沉，是真的挺沉。郭嘉轩又慢吞吞地转回头去搬他的箱子。张玮伦说，“这里面是什么？”
本来郭嘉轩该接下去说下一句的，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来。稍微有点延宕的沉默变成僵持，他依旧保持那个低头推着箱子的姿势，在张玮伦开口前说：“停一下吧。等一会。”
张玮伦没什么异议。他坐在地上，举着道具酒壶，倚在长椅边边上笑了，“行啊，”他说，“嘉轩儿也会喊卡了哈。”
在第五幕和第六幕的缝隙间
你在半梦半醒的边缘
酒既然被注册成一种武器
开战就注定是一项孤独的使命
我与每一颗划过耳际的子弹割席
不论它们带走的是我的血我的半块魂魄还是头皮
休息的时候，郭嘉轩去喝张玮伦那个扁扁酒壶里的水，一仰脖倒进嘴里，没有味道，真是白水。张玮伦从洗手间回来，顺手把酒壶拿过去，“你费劲喝这干啥？那一升的大水壶不够你喝的啊。”他们人手一个那种浅绿色的一升水壶，方便随时补充水分，每天吨吨吨牛饮不止，壶身上贴个小条儿，写自己名字。
郭嘉轩挺听话，依言去提自己的大水壶，又把这个小酒壶摆好，坐地上仔仔细细给它灌水。“我想喝喝看你这里面是什么。”他说。张玮伦接过灌好水的小酒壶，顺便把它盖上了，“你觉得能是啥，酒啊？”看到郭嘉轩点头，他说，“闹呢，我都快忘了酒是什么味儿了。今年年前我就没喝过了。”
“怎么可能？”郭嘉轩说，“你正月里喝酒还把自己干沟里去了。”
张玮伦被这小孩气笑了，“我对天发誓我是一滴酒都没沾啊，你别诬赖我啊，别诬赖我。”
郭嘉轩穿一个灰色的连帽卫衣，看起来很柔软，灰扑扑的，抱着他的浅绿色大水壶，坐在墙边的椅子上发呆，半张着嘴，懵懵的。他头上和脸上不爱出汗，所以头发也是软趴趴的。张玮伦呼啦一下就有点心软。
“我那会儿是生病了。”他耐心讲正确回忆，“我不是生病了吗，急性咽炎，话都说不全乎了，你不是还来找我来了吗，说过来安慰安慰我，完了怼客厅扶手那儿使劲儿唱歌，真行。”
“对你是那会儿我是去看你了，但是……”
但是什么，郭嘉轩说不出来。好奇怪，但是一切都是错的。他是急匆匆去找了突然被迫停止所有排练的师哥，但是是在医院啊，喝多了酒，摔断了腿，没打上的排位，他被一个电话叫去救场——驻场演出又炸卡了。那么清楚的细节。张玮伦也有和他一样丰富的、清晰的细节，他说自己突然犯了急性咽炎伴重感冒，医生说是精神压力太大，导致免疫力下降。他说郭嘉轩戴着两个口罩敲门来探望，说自己可能也病了今天觉得呼吸特别困难（然后才发现走得太急把两个口罩叠起来戴了），刚进门没五分钟就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扶手上引吭高歌，被一屁股踹出门外（这是夸张手法）赶回去排练。
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记忆。相似的是这都是一段尾声，之后张玮伦匆匆忙忙退出了还在排练的剧组，取消了几个读剧会和分享活动，与其说他在他喜欢的剧组同仁的生活中急速地消失不如说他是把戏剧一刀剜去了。仿佛不管是哪里的病痛，总归是病痛让他毫无征兆地急流勇退的。郭嘉轩连带着这一部分的记忆也开始怀疑了起来。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重要的不是张玮伦“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答应回来”，而是“为什么消失”。因为主语是张玮伦，记忆没有给出足够令人服膺的答案。
吴庸的日记
1984.11.09 甲子年十月十七
再见到许有成时我给了他一张碟，奥尔夫那个《布兰诗歌》。可能是老姜从瑞士带回来的，记不清了，是新碟，带劲。发烧友老姜要知道我抬手把这东西送人，估计能气得捅我一刀。要真到了这地步我就捂着刀口说，你不懂了吧，老姜，我这是传教，属于能害一个是一个。夤夜又思及老姜名言：我等写诗之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祸害。不是祸害谁他妈听“烤鹅之歌”啊？？
1985.02.16 乙丑年腊月廿七
年味渐浓，舞厅生意迎来淡季，老人熬不过冬天，七零八落地死了。始终没学会上海人说“廿”字的口音。
1985.04.13 乙丑年二月廿四
石库门黄酒他妈的是什么东西。
1985.07.28 乙丑年六月初三
许有成穿长袖，在无人发现的时候才把袖口捋上去给我看，下手不轻。我明知故问，他据实以告：父亲抽的。每次他提到父亲时，总低眉顺眼，这个词浑如梦魇。我非常不愿意看到他这样，于是捉住他手腕，告诉他：在我十七岁那一年，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大兴安岭林区的鄂温克族原住民和山下打野食的人械斗了一顿，血和着脑浆子和骨碴子冻在土里，我爸就是其中一个丢了命的倒霉鬼，虽然他死了也是活该。许有成被我狠狠吓了一跳，我说：许有成，别装，你根本不怵。我真怕他哪天疯了做出什么大事来。我挺期待。
我双手提有大桶颜料，向无人处疾行
步启，步停
天开地阖，漫洒如落陨的众星
幸而你不再洁白如蚁
疯狂是天才化龙以前最后的点睛之笔
排练渐渐步入正轨，初时短暂的认知失调也不再对张玮伦产生困扰。他开始尤其爱上最后一场戏，那是舞池里Einar与Condon几乎不置一词的重逢。Einar穿着繁复华丽的舞裙，从外表看与女孩完全无异，Condon同样皮鞋锃亮，意气风发。一曲终了，交换舞伴时，竟然响起一支快步舞的前奏。“你可以吗？”Condon询问他的老相识，Einar并不说话，扬手撕开他硕大的裙摆，踏着第一拍的节奏，他重又变成了绅士装束的男孩，那么轻盈，那么快活。每次张玮伦总会想起郭嘉轩说Einar是穿着裙子的小男孩，以及他自己当时的诧异。一遍又一遍地，在这支舞谢幕前，他承认自己也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
从这个结尾蔓延开去，他慢慢地开始再去理解许多情节。蹦蹦跳跳提着拖地的裙摆谢幕的Einar，“虽然我还挺年轻，但已经演过不少莎剧啦，我演过《皆大欢喜》，还有《李尔王》！”眼角眉梢都是新奇，他根本没把扮演当做一件严肃的，需要苦思冥想的事，而他又偏偏那么浑然天成。休息间隙郭嘉轩躺在落地镜前看游戏解说视频，张玮伦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他就不看了，把手机盖在眼睛上仰躺着玩口技。张玮伦把他的手机拿下来问他怎么不接着看，郭嘉轩揉揉眼睛说，“眼睛疼。”
张玮伦慢慢发现，这些关键帧之间好像根本没有断裂。排练结束后郭嘉轩喊着师哥走过来，怕被别人发现似的凑到跟前小声说，“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看，师哥。”张玮伦一头雾水，问是不是他拼的乐高。郭嘉轩无奈地咳了两声，做蹩脚掩饰，“不是。”
是一张纸，质量不错，有细细横纹，像从某本笔记上裁下的一页。“Einar笔记里的。”郭嘉轩补充。他们管Einar手握的比基础剧本更多的资料叫做Einar笔记，为了顺利推进演出进度，这些内容几乎也都共享过了，可现在又出现了张玮伦根本没看过的东西，是满满一页独白。“你看这儿。”页眉上写着‘confidential’，张玮伦想大概也是老师的手笔，他压根是把这个作品当作游乐项目译完的，而学生们全陪他游戏。“夹在Einar的人物小史里，所以我一直都以为这是Einar的独白。”郭嘉轩说，“但不管把它安插到哪里都不够顺利，所以我突然想到另一种可能：假如它不是呢？”
张玮伦把那页纸拿在手里。“还有可能是谁的？”
郭嘉轩说：“你的。”
他们坐在小小的咖啡厅户外，一条横木被固定在花坛内，权作细长的吧台，两杯咖啡都没有人喝，静置在露天环境，杯身缓缓渗出细密的水珠。天光下共读的字迹，无声也变有声。
难以想象的事……真实的虚像，终于成为我身体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是一次危机。你知道吗，这是一次终于爆发出来的危机，它不再是疲软的闷响，它是一个终于被问出来的问题。
他想，如果我不去死，这一切就像一个又臭又长，没有结局，只是在拖延的破烂剧集。我的狂妄本是我的盔甲，我顺风顺水地漂流着，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在我的生命中掀起惊雷。盔甲有太多的形状，它是语言，裙子，手中的荆棘。离开也很好吧，我曾经想过，既然没有乐符能被奏响，那就把余下的时间就用休止符填满也很好。我说得够多了，我曾经用说话来填充时间，现在也可以学着使用沉默。
直到一切理所当然的事都找到我。是的，我既不是钢铁，也不是一只猫。我的肉体竟然不是坚不可摧的！无论什么都事与愿违。我还以为酒精会是一辈子都为我大开方便之门的出口呢。我究竟应该怎样活着？我究竟应该为谁活着？为我的角色们吗？我是在以易朽的躯体试图靠近不会朽坏的形神啊。
那些并不真实存在的分明改变了我。它们以我的变更证实了它们缺席的在场。
我的生命……
那些偶有重叠的滤色片。
“好像还没写完，中间的空行也很多。”郭嘉轩说。他顺利地摸索到自己的那杯咖啡，插上吸管喝了一口，冰块已经融化在里面。张玮伦没说话，在浑身的口袋和背包里掏掏摸摸，竟然找到一枚硬币和铅笔，他把硬币垫在这张纸下开始涂画。郭嘉轩凑过来看，张玮伦飞快地涂了几处，发现行间的空白处并没有写字的痕印。郭嘉轩很快猜到他要干什么，“下一步是不是要找个打火机对着烤？”
“不懂了吧。”张玮伦说，“小时候看过冒险小虎队没？迟早给你拿个解密卡来对着看。”
然而说完两个人都沉默。半晌张玮伦说，“这也不像Condon的台词。”
郭嘉轩说，“我的意思不是……”
他没能在张玮伦话赶话的缝隙里成功插嘴，张玮伦急切地说，“这像是我的你知道吗，就，我的。”但说完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郭嘉轩的话意。
学校的电话打到我父亲单位，和他讲明我旷课严重的事，对我父亲来说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亲自押送我进了校门。其实我已经感觉到，和我的接触——不论是说话，还是触碰——都令他觉得十分勉强，仿佛他认定的失败者有一种黏腻的气味，沾上便会患绝症。此刻驱动他的也非父亲的责任心，不过是几分文化人的薄面罢了。
入校后我才意识到学校的用意。课间大喇叭循环播放着同一段严肃通知，希望在学校教学楼后墙用油漆写诗的同学投案自首，否则学校会采取强制措施一一对比学生笔迹。我看了周围的人，他们都没有什么反应。当然，他们对只会念出这一段话的广播没有反应，也意味着他们对诗没有任何反应。我的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可耻的想法——事情总归不会闹到比对笔迹的那一步，更何况还有我父亲。
下一秒我就冲去洗手间水池边扼着自己的喉咙干呕起来。我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行。
枯燥的一天总算过去，我在课堂上正襟危坐，却在课本上重复地写一些词，把插图上的每一个人脸和每一道的数字涂黑。放学铃一响，我就冲去了教学楼的后墙边，看到那些原封不动涂在墙上的字，才放下心来。
我枯坐在敏敏的舞厅，原本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和我坐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区别。哪怕眼前是男人在跳舞，他们脱下正装、脱下工服，在这个百来平米的地方短暂地换一个样子，做自己享受的事，这情景，和公园里天上飞过家鸽，麻雀落地啄食碎屑，没有两样。入夜，鸽子归笼，麻雀无食，舞厅熄灯，公园归流浪者所有。我留在这里，仅仅是因为这里收留我。白露那天，吴庸来了，在这里跳舞的人像渴水的跋涉的野兽，拼命吸取，拼命吮夺彼此身上一点所剩无几的爱，但吴庸不是来跳舞的，他看起来不缺乏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观察他写诗，就和抬起手臂一样自然。我不可抑止地想到自己。大概连着半个月，我趁学校没有人，在后墙上涂写了那些自己喜欢的诗句，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发现我，难得我度过了纯净的时光。哦，只有一个人，学校的老校工，从前上下课还用钟声标识的时候，他负责敲钟。不止一次地，他拄着大竹扫帚路过，即便毫不掩饰地与我对视，也一言不发。在暗处我完成了这项工程，我对着一面粗糙的墙，吴庸对着一面光滑的玻璃。我难免带着些警惕和惊惧，而吴庸驾轻就熟。墙上的诗句是难除的，镜子上的诗句，却注定要再生。然而不管在哪里，诗总归不能好端端地写在纸上。我已经了解这命运。
我向校门走去时，校园里又早就空无一人。老校工坐在校门口，就算门关上了也不要紧，他总会沉默地放行我。这样想着，我走到校门前，经久不发一言的老校工转了转浑浊的眼珠，盯着我，哑着嗓子说：“你父亲来了。”他好像一下子敏捷起来，指着办公楼的方向，“他去了校长室。”
来不及再做别的，我转头就向校长办公室跑去。横穿过塑料草皮，暮色里没有第二个人，只有风把我的耳膜鼓起来，我清晰地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息。校长室在三楼，右手第一间，成年男人的声音响亮，甚至落进了楼道。
“许有成是我的儿子，很多的事情我绝不会去做，当然也不可能允许他去做。”我父亲说，“这件事不仅仅是诗的问题，还包括了墙面涂鸦的问题。我们家是有条件供许有成接受教育的，笔墨纸张，不会短他——书香门第，这是最多的。”
校长说，“许老师，我没有质疑您的家风。这件事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原因很简单，这些诗歌都太先锋、太危险了，据我们的了解，没有其他哪个学生能够接触、接受。”
我父亲说：“这些诗确实都是一些乌七八糟、荼毒心灵的东西。”
校长说，“既然和您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我父亲说：“我也据实以告。我的儿子不要脸，我却不可以晚节不保。”
“您看，”校长说，“我们也考虑到您的职务情况特殊，但这件事不能不处理，因此我的提议是私下处理。您可以为儿子办转学手续，或登记休学，学校不会通报。检讨肯定也是要的，但不必署名，也不用当众宣读，我们会油印出来，分发师生传阅，主要是起到一个震慑作用。毕竟偌大一个学校，管理起来还是很困难的，希望您能体恤。”
父亲此后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站在楼道口，眩晕汹涌地拍击而来，不论他再说什么，萦绕我的只有轻蔑、可怜、痛恨，这些交织的情绪。还有徒劳，因不理解而引发的徒劳。我站到校长室门口，门虚掩着，门内的两个人就如何处置我相谈甚欢，我一如草芥，没有别的办法，除非我推门而入，杜绝这龌龊的、暗中交易的可能，我说：“是我，所有的诗句都是我写的，尽管它们全都不是我的诗，我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搬运工，但它们值得我光明正大地承认：墙上的诗句全是我写上去的。”
这些供词在脑中清晰如擂鼓。我说。
你是
一对被摘除的翼翅
被枷住了握笔在纸上写不出光洁的哑语
只好在砖缝里藏匿
逃生的棘刺
你是我的节日
你的现身却是这节日的末日
之前张玮伦还开玩笑说这次一定要拿全勤奖，转头就食言，请了一整天的假，理由则是回花鸟市场看看他的摊。郭嘉轩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两头磨了一顿，念叨完导演和舞监，又念叨师哥，好说歹说，最后也跟着去了。他不知道这不踏实具体从何而来，只有张玮伦瞪他，说他口眼歪斜，心术不正。郭嘉轩回敬一个更加口眼歪斜的鬼脸。
大电驴也不坐了，郭嘉轩说坐太久坐得尾椎骨都疼，于是二人挤在一号线地铁上，摇摇晃晃，人多眼杂，只能闭目养神。就快要睡着的时候，张玮伦听见郭嘉轩终于按捺不住的问句，假装十分漫不经心。
“你不会又不想……演了吧，师哥？”
张玮伦还把眼睛闭着，郭嘉轩接着说，“你有什么打算，你得讲出来。”这种老气横秋的口吻，竟然也让他学去了。
“我没不想演。”张玮伦闭着眼说，“真就是回去看看，那些小草小花小王八，怪招人惦记的。”
郭嘉轩沉默了一会说，“我没想过你能一个人在那儿呆那么久。”
“是吧，我也没想过。”张玮伦说，“但发现自己挺习惯的还。当时我差点跟那个医生拍桌子翻脸了，我说你成天给我开药开药完了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行——不能喝酒就算了，酒不是啥好东西——我说我这也没见好啊。医生说静养俩字儿你听不懂吗，再不遵医嘱你这辈子别说话了都。那医生特唬人，那大块头，那小眼睛，墩那椅子里说你别仗着年轻可劲造自个儿，我一听热泪滚滚抢上前攥着他的手说老乡哪……”
郭嘉轩还戴着口罩，冷不防笑起来把自己呛着了，抓着扶手在那儿咳嗽。张玮伦尤嫌不够，啪啪给他拍背，局促在地铁一角也要闹得鸡飞狗跳的，闹完那点惆怅和犹疑也没有了。
“你走之前，我俩刚把所有对手戏的场次走完一遍。”郭嘉轩说。张玮伦想了想，“没一遍，还差最后一场。当时到那儿我俩聊剧本硬是没聊开，你忘了吧。”
到站了，师哥拍拍小臂提醒他，郭嘉轩站起来，跟着排队出地铁，还有点懵。他当然没忘，这戏本来就是张玮伦拿着剧本来找他的，他喜欢得不得了，两个人凑在一起又总是冒出许多奇思妙想，简直到了一边排练一边需要飞页的程度。吴庸和许有成的每首诗几乎都被他们编成短歌来唱，并不记录曲调，因此每次都不同。郭嘉轩喜欢这些兴之所至的二重唱，觉得它们像林地散落的浆果，拼成小径分岔的花园，每条路指向一种吴庸存在的可能性。他们经常在一些角色的罅隙上做柔软的争论，在这件事上，张玮伦却显出别样的不以为然。他想起来了！他们是有过一场激烈的、无法调和的争吵，不欢而散得甚至丧失了余震的机会，张玮伦斩钉截铁地、面色不虞地重复说世界上绝没有吴庸这个人，所以舞蹈编排上也不存在郭嘉轩触碰到他的可能——万一呢，万一——没有万一，张玮伦不再排练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因为我他妈的就是吴庸！”那时郭嘉轩没有看他，太猝不及防，他看的是张玮伦忘记带走的里面泡着胖大海的茶杯。
吴庸是在1986年春节以前消失的，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我对他知之甚少，因为他的失踪我曾去虹口区派出所报案，面对问询却几次哑口无言。另一个与他产生过交流的人是敏敏，然而向敏敏探听也无结果，他成日里欢场行走，甚至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想了想以后告诉我，“个么伊要么是流浪来额。”他有一部分的诗行未擦去，我没有别的事可做，也没有别的事想做，得以竟日一一抄录。此外，对于他的不告而别我没有太多特殊的情绪。
吴庸留下一本日记，他懒于用诗以外的体裁进行书写，笔墨不多，我随意翻了翻，有时日记里也提到我，没有几页就是最后一篇，叙笔简短而叙意漫长，如墓志铭。这篇日记写于1985年的最后一天。
1985.12.31 乙丑年十一月二十
诗人吴庸，十七岁时出生，以酒为引，以诗为食，除此以外，对家庭、爱人、身体健康均无要求，游荡世间，造成巨大浪费，只好一边反思，一边享乐，实在快活，实在罪不容诛。如神明显灵，希望以下奇迹发生：吴庸遁世之时，尚有一个人在拍手称快之余，脑中曾闪过其情可悯的杂念。如此，吴庸便如百尺之棰。
郭嘉轩那天睡得很差，原因则很简单，他当日喝了第二次咖啡，加六份浓缩，一口气喝完，终于产生了一点偏离日常经验的实感。张玮伦撂下一点余温，潇潇洒洒地走了，不知道和哪里的朋友喝酒去；打开朋友圈，顽皮作恶的老师在展示他给自己家猫拍的精美视频。无人被困扰着。这似乎是这个角色第一次给他设置障碍，Einar，他知道这是在借用Einar Wegener的名字，也去看了《丹麦女孩》，埃迪·雷德梅恩简直会发光……可他们是不一样的。没有性别认知障碍，Einar只是一个爱穿裙子的男性，他戴着繁复硕大的头饰，穿那种有很多层裙摆的纱裙，沉迷于在莎剧里出演一个女孩——谁会不想试试这样一个角色呢？在他完成最想演而暂时不能够的角色Lola之前……梦一样的Kinky Boots……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多钟头以后，郭嘉轩不得不爬起来，去水池边接了一盆水，然后深吸一口气，把头整个埋了进去。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管中流淌的是秋季的水，好在不算太凉。面部皮肤在狭小的水盆里假装漂浮起来，郭嘉轩闭着眼睛节俭地吐气，什么也不想，只是吐气。张玮伦有酒，他有的就是这样一盆凉水，可以短暂而安全地漂浮。张玮伦知道他钟爱的这个办法，“你这是受刑啊！”他这么评价。其实喝太多的酒而后踉跄着麻痹着昏睡着更像受刑，他没有意识到，各异的刑具担负同一项任务，即严惩演员对他人人生的深陷。
张玮伦说他走戏到最后一场，终于走通了，舒坦、畅快又圆满，“当然，”他记得自己这样回答师哥的兴奋，“Condon所有的时间都在定位自己爱的对象，一直都是这样。”是男孩，或者女孩，认为自己是男孩，或者女孩，是爱戏中人，或者爱戏中人的代言人，是爱人，或者爱爱情，他有那么多的歌可以唱，每一首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问句。“但我每一次演到最后，总是觉得很难过。”郭嘉轩诚实地告诉张玮伦。那个扬手撕掉裙摆的动作，是Condon所以为的答案，一直以来，剧本上的舞台提示只写着，“炫目的舞会灯光在那一刻全笼罩于Einar身上”，到合成的那一天，那一场，那个瞬间，他才真真切切意识到，竟然真有那么强烈的白光。他终于不明所以地流泪，张玮伦几乎马上认为是面光太刺眼，揽着他离开了光区，郭嘉轩只来得及抓着他护在自己眼前的胳膊说：“我太难受了，师哥。”炫目的强光确实在他闭眼后仍然导致灼烧般的影像帧帧留存：那是一些在胶片上定格的小人。一百个莎翁女郎，也许不是，但郭嘉轩觉得她们就是。他难受得简直心头一片空白，就好像爱穿裙子的Einar从此再也无法成为她们当中的一个，连一场假扮也不可以。他从来没解释过他的眼泪。
一串凶猛的泡泡。郭嘉轩终于在水盆里吐完了他憋住的最后一口气。他湿漉漉地抬起头，回到了深夜的岸上。
他们已经在一起演戏很久了。尽管他们还很年轻，但已经一起搭档很久了，总是相见，彼此觉得对方每天都和前一天没什么差别，虽然这么说太像他们已经在某个地方登台半辈子——其实并没有那么久。很多东西不被改变的年限也没有这么长。但真的太久了，郭嘉轩想，久到张玮伦没有每天都出现在排练厅的时间竟然给人以转瞬即逝的错觉。是因为每一天的程序都没有太多的更改吗？百来个一天可以轻而易举地堆叠在一起，压缩成为同一天：他买杯咖啡推门进排练厅；他戴上口罩和帽子冲进地铁返回学校上课；他坐进化妆镜前的椅子闭眼唱歌，化妆刷轻轻柔柔地拂动；他走地下车库坐电梯上至剧场，那里还很安静，说明白天尚未变成晚上；他谢幕鞠躬：角色在地上，演员在天上，因为一天过去了，又一个一生已经画上句号。他不能肯定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张玮伦走在前面，他走路总给人感觉不太正派。他应该一辈子都会做一个演员吧。
“到了，就这儿。”张玮伦回头，示意郭嘉轩跟上。花鸟市场的牌子还是那种老式的铜版字，的确是这里啊，可郭嘉轩觉得陌生极了，好像一次都没来过似的，完全失去了印象。“是这儿吗？”他向师哥确认，迟疑地向内走着。
张玮伦惊讶地看他，停下脚步：“没错啊，你看我这么些花儿。”
灰白色塑料桶整齐放着，每个桶里都满满插着鲜切花，是按照花的颜色摆放的，花朵简直密铺着不留一丝缝隙，透明的玻璃纸轻纱一样区隔着它们。只有多头玫瑰斑斓地挤在一起，小小的花苞上沾满新鲜露水。景深更深一些的地方是由不知道多少株盆栽组成的热带雨林，高矮疏密不等的绿色长满一整面墙，蜜色的花瓣掩映其间，像一些被定格住的游鱼。张玮伦从室内搬出几个玻璃缸，又开始笑嘻嘻地逗他的乌龟，他脚边摆放的一片饱满的乖巧的多肉植物，好像从来没撤回去似的，白纸板上大字儿写得分明：十五元一盆。张玮伦真挚地仰头看着郭嘉轩说：“你要是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肯定也喜欢得不行，真的。”
郭嘉轩也蹲下来，他看着乌龟，乌龟并不是一动不动，它在呼吸，四肢和尾巴都微微地伸缩。“我后来想了好久。”他突然说，“关于吴庸到底存不存在的事情。这件事可能不应该只由我来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期待，接受不同的暗示，但是对许有成来说，没有人比他更确凿地知道吴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读过吴庸的诗，我和他聊过天，一起吃过饭，我看过他的日记，他让我做了以前从来不可能做的事。”
“不是你，”张玮伦纠正，“是许有成。”
“有什么区别吗？”郭嘉轩说，“如果这一次，你也说‘张玮伦就是吴庸’的话。”
张玮伦没有答话。“算了，没必要强调这个。”郭嘉轩换了个话题，语气好像只是随便提起，“你还记得你没毕业的时候，两个年级合演的那个学校里的戏吗？我后来跑去问老师，我说这张独白的纸上是不是还少句子，是打印机出问题了还是怎么了，结果你猜老师跟我说什么，他拿着看了好久才想起来，说是他打印之前把一些句子的字调成了白色的。所以我们不管想什么办法都看不到。老师找了他的原始文件给我看，我才知道缺掉的第一句写的是，‘他想，如果我不去死，这一切就像一个又臭又长，没有结局，只是在拖延的破烂剧集。’”
“可他妈的不就是这样吗。”张玮伦平静地说。
郭嘉轩说，“可他妈的就是这样。”
有一次，舞厅已经关门，只剩许有成和我两个人，写字的动作倦怠了，我们蹲在一起聊天，我给了他一根烟，不抽，就捏着玩儿。我问他：“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跟学校说，后墙上的诗都是你写的？”许有成不回答，反过来问我，“吴庸，除了写诗以外，你对自己的身后事还有什么别的想象吗？”
他非要我答，我不能跟一个孩子计较谁先说多点，谁可以说少点的事。于是我告诉他：“我不指望谁的一辈子跟我一样，但我想谁来演我的时候，最好能演得像点儿，像多像少，不嫌弃，也不追究了。”
许有成说：“那我来演你吧。”
我说：“你演你自己吧。”
后来我听到许有成在念我写的诗，也许是他写的，那是我陷入睡眠之前听到的最后声音。
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在我的生命中掀起惊雷
我从没和你说过，我以为这是我们共享的独白
共写的诗
共演的一百二十分钟
你宣誓成为角色的权利而我也有我的
在某一个瞬间你我被理解消解了
不必拥抱我们
化作新的身体。
除了死亡每一件事都在我的生命中掀起惊雷
我将生生世世地死去
或永远不再如此